她是新華社記者,她迫使副總理公開做檢討,中央由此取消副總理級專機

你知道嗎?——中國除了國家元首等極少數人出行有專機,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出行出訪,是與我們大家一樣,坐民航班機的。

但多年前並非如此——

副總理,甚至解放軍三總部的副總長,出行都是有專機的。一趟專機飛個來回,油費、停機費、人工費,各種花銷至少幾十萬美元。

是新華社一名普通女記者,寫了稿子“捅了天”:中央由此開會決定:嚴格控制專機的使用人數,取消副總理級的專機。一名副總理為此不得不為自己的行為在人大常委會上做了檢討。

這名記者叫永寧。

丁永寧今年已九十歲了, 但思維依然敏捷,思路依然 晰,用電腦,愛微信,追韓劇。

她雖是上海出生的江南女子,一生卻都有英武朗闊的男兒氣、壯士氣,而她的正直與敞亮,又為她的豪俠性格平添人格魅力。

上海解放時,丁永寧肄業於教會學校震旦大學醫學院,懂法語、英語,後在工作中學習了羅馬尼亞語。進入外交部工作後,多次為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當翻譯。年輕的丁永寧完全可以憑著天時地利,如魚得水,順利成長為高級外交官。

但是丁永寧更喜歡做記者: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於是不顧外交部的挽留,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調到新華社國際部做了一名編輯、記者,按當時最高領導人的話說:新華社要“把地球管起來。”

但遺憾的是,丁永寧那段風華正茂的青春好時光,很大一部分是在“反對蘇聯修正主義” 的大批判中度過的。

當時中國在國際上四面出擊、四面受敵,丁永寧和同事們則加班加點,千方百計地尋找 “反修炮彈”加強火力。她參加了人民日報、新華社、外交部和中聯部聯合組成的寫作班子,不分晝夜地撰寫大批判文章,既批蘇修,又反美帝,上綱上線,斷章取義,無所不用其至。什麼家庭、孩子,什麼週末休息、休閒,統統讓位於革命需要!

對這段往事,丁永寧不堪回首,回想起來,如同噩夢: “我們就像盲人騎瞎馬,被死死捆綁在打倒一切反動派的戰車上,何曾有過自己的腦子?”中蘇交惡,儘管蘇聯確有自己的問題,而中國未必就是完全正確的。多年歲月,就這麼蹉跎了。

痛定思痛,這段經歷,讓丁永寧在後來的事業生涯中牢記:作為記者,作為知識份子, 獨立思考最重要!不唯上,不唯書,腦袋要長在自己肩膀上。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丁永寧兩度被派往羅馬尼亞擔任首席記者。那時,新華社的女性擔任首席記者,少而又少,丁永寧赴任時,小女兒才一歲半,五年後回國時,已不認識媽媽這個“陌生人”。

在羅馬尼亞,她廣交外國朋友,非常活躍,知名度很高, 也“膽大包天”幹了不少驚心動魄的大事。

最轟動的一件事,是她頂著壓力,秉筆署名寫下內參: 《中國女籃是怎麼被攆下專機的?》,當時的最高領導人胡耀邦親自批示,導致當事人(副總理陳慕華)在人大常委會上公開做檢討,中央並立規嚴格限制坐專機的領導人級別。

文革結束後(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在國際上還是死要面子、講排場,各級領導人出訪,動不動就是專機出行,而民航班機卻是少得可憐,機票緊張。

由於閉關鎖國,中國通向全球的轉機航線只有三條:北京至莫斯科,北京至(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北京至(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與“蘇修”鬧翻後,與“小修”捷克斯 洛伐克當然也要翻,中國通向全球各地的航線只剩下北京至布加勒斯特這條線了。而這條線一周只有兩趟,一票難求,旅客滯留就成了常態。

那一年(1978年),中國國家女子籃球隊一行二十餘人從拉美打完比賽,從羅馬尼亞轉機回國,機票很緊張,長期滯留住宿也是要花國家外匯的。怎麼辦?

而中國這位女副總理正率代表團乘專機訪問羅馬尼亞,準備啟程回國。使館、中國民航駐羅辦事處以及代表團三方商量出一個好辦法:這一架專機能坐150人,而副總理的代表團也就十四五個人,空閒大量座位,何不讓女籃隊員搭這順風機回國? 國家隊員政治上可靠,又是個團體,便於管理,領導人無安全之憂,又給國家節約了一大筆外 匯,真是一舉多得、皆大歡喜! 大家都很高興,分頭安排:先讓女籃隊員們辦好羅馬尼亞邊防的出境手續(對羅方善意撒謊說:女籃急著要回國參加比賽),再把他們的行李提前托運到國內,最後讓他們提早坐進專機裏,萬事俱備,只等副總理結束與羅方的告別宴會登機,就起飛啦!

就要起飛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突然匆匆上了飛機,要求女籃隊員全體立即下飛機!大家都驚呆了!任憑使館和民航代表處人員怎麼解釋,但對方就是堅持:“首長不同意這些人坐飛機,讓他們下去!”這邊說:那我們怎麼向羅馬尼亞方面解釋?言下之意是: 這讓人家看咱們中國的笑話了! 會影響中國的國際形象。

但對方不為所動,堅持說:“首長的安全你們能保證嗎?如果女籃要乘專機,首長就只好不坐了!”

話都說到這份上了。沒有辦法,女籃隊員全部下了專機, 低著頭,默默離開機場。

羅馬尼亞的工作人員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裏,不解地問: “我們剛為你們辦好了出境手續,怎麼又回來了?”…… 中方人員尷尬無言以對。有個女籃隊員是全國人大代表,她說:就在當年的三月人大開會時,自己還和這個副總理分在一個組討論,現在我們也是代表國家出來的,怎麼連同乘一架飛機的資格都沒有了?女籃的旅館事先已退房, 離開機場後,沒有住處,只好睡在使館的會客廳裏,過了一周, 才買到到民航的機票回了國。

這個事件發生時,作為新華社駐羅馬尼亞首席記者的丁永寧並不在現場,當時她回國參加新華社國外分社會議。回到羅馬尼亞後,使館人員氣憤地對她說起這事。丁永寧也火了!“如此嚴重脫離群眾! 這是犯眾怒!”她決定:報告給中央。

在羅馬尼亞,她挨個採訪事件的當時人。事件的全過程弄清了,最關鍵的問題是:把人趕下來,是不是這位國家領導人本人的決定?丁永寧認為:既然是臨時變卦,極可能是女籃隊員上機後、這位領導人本人在與羅方的臨行宴會上作出的決定。

這必須找參加宴會的人核實。當時參加宴會的是大使和參贊,大使膽小怕事,參贊是這位主管外經貿的副總理的下屬,兩人不但不會如實告知丁永寧,反而可能會極力阻撓她寫稿發稿。丁永寧繞開他倆,想到了宴會上還有翻譯人員。翻譯私下告訴她:宴會上代表團成員確實確實向這位副總理報告了此事,但他沒有聽到副總理的回復。

丁永寧如實在稿件中寫下這些,並寫道:“有一點是清楚的,即代表團內部當晚就這件事作了研究,副總理在現場聽取了有關彙報。”稿件中,所有的人都是真名實姓,包括對那位副總理,也是指名點姓。文尾,她署上名: 丁永寧!

很多人看來,做新華社記者是件很風光的事,有名又有利,全世界跑,真是風光無限的好差事!但實際上,吃不上飯、 睡不上覺、搞不到“料”且不說,署名,不是為出名,更是 態:文責自負,我承擔一切責任!

在稿件中,丁永寧還介紹了羅馬尼亞的情況:“除了羅共總書記兼總統外,其他領導人出訪一般均乘民航班機。”

她寫道:副總理乘專機不是個別現象,現在出國訪問,凡是副總理、副委員長,甚至個別副總參謀長均是專機。大量使用專機是一種講排場的壞作風,是封建落後思想的表現,黨和國家的威望不靠這些來提高。相反,凡瞭解我國目前經濟和勞動人民人民生活狀況的人,只會暗中恥笑我們,它有損於我們的社會制度。

我們國家還在還很窮,勞動人民的生活還很苦,我們處處都應注意勤儉節約,領導幹部更應以身作則。希望中央領導重視這個問題,並迅速改革這個制度,使專機的使用範圍儘量縮小到幾位主要領導人。

丁永寧寫下如此沉痛又尖銳的文字。她將手寫的稿件親自裝好,交給外交部信使隊帶回, 由新華社總社參編部手抄兩份, 一份送胡耀邦,另一份報送中央辦公廳領導。“這個事情,如果是別的記者,可能就不敢寫了。畢竟指名批評一位國家領導人,寫了也許會招致不必要的麻煩。既然丁永寧寫了,肯定做過深入調查, 新華社相信她。”當時編發這稿件的總社編輯後來回憶說。

中央領導看到稿件後,要求這位副總理在人大常委會上作檢討,副總理很誠懇地進行了檢討和反省。中央並決定:取消副總理級出行專機,只有黨政軍等四位國家領導人可以坐專機。這個規定,一直執行到今天。

消息傳來,外交系統一片歡呼!大贊這個有膽有識、有勇有謀的女記者。到羅馬尼亞來訪問的中國代表團們,一傳十,十傳百,都要來見見這個女記者的真身。“你就是丁永寧?你就是新華社那個丁永寧?你膽子好大呀!你寫的文章讓中央領導做了檢討!嘖嘖······”

從公開新聞中也可看出來:這位副總理1978年的這一次出訪,新華社公開稿寫的是: “某某某副總理今天上午乘專機離開北京”,1980年,這位副總理又來羅馬尼亞訪問了,這一次,新華社寫的是:“某某某副總理今天上午乘飛機離開北京”。一字之差,內涵豐富。

這一次,這位副總理坐的是民航班機的頭等艙,丁永寧也在夾道歡迎的人群中,副總理下了飛機,一個個地與歡迎的人握手。握到丁永寧的手時,丁永寧自我介紹說:“我叫丁永寧,新華社的丁永寧。”

這位副總理看著她,頓了一下,說:“哦?你就是丁永寧?我以為是個男的。”

丁永寧笑笑。這位女記者不僅大智大勇,更能獨立思考。丁永寧在東歐工作期間,和同事們獨立研判東歐和國際形勢,向中央進言:世界大勢在緩和,而不是緊張。而當時的中國駐羅馬尼亞使館對羅馬尼亞的看法存在嚴重分歧。使館主要領導思想僵化, 認為:羅馬尼亞把主要精力搞生產建設,就是修正主義,中國不應與修正主義國家友好。在這個問題上,使館黨委內部吵得一塌糊塗,嚴重影響了中國與羅馬尼亞關係的正常發展。

丁永寧列席使館黨委會議,她認為:大使的觀點與國際大背景不符,與國內經濟建設的方針不符。經過長期慎重思考, 她寫下兩萬字長文:《如何正確貫徹中央有關對羅方針政策》, 回國開會時當面向新華社社長曾濤詳細彙報 ,曾濤立即將報告呈送向當時中央負責外事工作的耿飆。隨後這位大使很快調離了羅馬尼亞。

人們口口相傳:新華社這記者太厲害,竟然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給“趕”跑 了!但丁永寧心底無私天地寬。為了國家的利益,“莫聽穿林打葉聲, 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 誰怕? 一蓑煙雨任平生。”

從羅馬尼亞卸任回國後, 丁永寧1986年被借調至中國記協,任記協國際聯絡部副主任兼外國記者俱樂部主任。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深入,來華常駐的外國記者越來越多。“中國需要更多地瞭解世界,世界需要更多地瞭解中國 “,中央為對外宣傳工作制定了八字方針:積極主動,更加開放,”總書記胡耀邦說:“要多培養一批斯諾式的記者。”

丁永寧開創性地貫徹了這一方針。外國記者俱樂部平均每個月舉行四五次記者招待會,甚至一周兩三次。時任國家經委副 主任的朱鎔基、公安部長阮崇武、航太專家錢學森、副總參謀長遲浩田等人,都先後接受了俱樂部的邀請,作為嘉賓參加了中外記者招待會。

一些部長們心有顧慮,擔心自己在外國記者面前講錯了, 更高的上級會批評,丁永寧就一一做他們的工作:“嘴巴是長在你們自己腦袋上的呀。讓外國人為我們宣傳,這是最大的廣告。給外國記者提供了大道消息,小道消息不就沒了腿嗎?” 部長們點頭稱是,其中以“敏感 部門”公安部部長阮崇武面向中外記者的招待會最為成功。

部長們擔心正襟危坐的招待會太正式?沒關係,丁永寧很 “洋派”,那就辦午餐會、茶話 會,喝咖啡,不拘形式。這些努力獲得了外國記者的認可,到她辦公室談事時,甚至同中國人一樣,稱她“老丁、老丁”。

在全國記協四年,丁永寧最難忘的,是1987年擔任中共十三大新聞中心副主任,參與籌畫了十三大選舉出的新領導人會見五百餘名中外記者的新聞酒會,這是中共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創舉,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 “為中國在世界上創造了一個改革開放的高大形象”,西方媒體如是說。

“我所受到的感染、我所獲得的啟迪,終生難忘,”丁永寧說。

時任中宣部部長的朱穆之後來給丁永寧的一封信裏說: “你留給我的是一個女同志非常難得的出色的印象。”

在全國記協如魚得水之際,1989年丁永寧因正直敢言, 成為重點批判對象。此地不留爺,自有留爺處!一氣之下, 她提出:回原單位!

新華社張開了雙臂歡迎這位優秀的員工歸來,常務副社長郭超人說:“組織上瞭解你、信任你、歡迎你!”

至此,丁永寧就再沒離開新華社。直到今天,九十高齡的她依然每週兩次到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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