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槍決的新中國高考狀元, 今天的中國還有多少人知道他, 記得他?(美國美中報道)

每年高考都會湧出一大批“高考狀元”,他們先後步入政界、商界、學界,成為社會精英,民族棟樑。
他也曾是高考狀元,以全國文科第一名考入北大,一個妥妥的學霸,青年史學權威,在全中國的研究領域曾掀起過不小的風浪。
郭沫若、周予同、黎澍等著名學者,都對他不吝讚歎之詞。
他所發表的論文被稱讚過國學大師王國維,他在《人民日報》上創下整版被摘錄的記錄。
倘若他還活著,日後極有可能成為中國史學界的,泰斗、大師級人物。
遺憾的是,他生錯了時代,年僅32歲時,就隕落於政治運動中,不幸地被錯誤地槍決。
他就是:沈元。
1938年,他出生於上海的書香門第,父親沈昌畢業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南京政府成立後,曾任鎮江縣縣長,後在抗日戰爭中功勳卓著,因“涉曆巨險,憂勞至疾”而病逝。
母親何天予,畢業於早期南京女子師範學校,是一位漢語言學家,書法家。
姑母是協和醫院醫學博士,姑父曾任北京大學醫學院教授、醫學系主任、醫學院副院長等職務。
父親沈昌
從小他的功課就好,剛上初中時,他是班上第一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禮炮聲中,加入了少年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前身)。
進入高中後,他文理各科,均為全班第一,近乎滿分。
畢業後參加高考,以當年全國文史類,總分第一名的身份考入北大歷史系,致力於古代史,專攻秦漢史。
學習期間,他像餓牛進入水草地一般,每日早出晚歸,除了上課就是自修,終日埋頭於學校的圖書館,在這裏,他寫下了數十萬字的歷史學論文。
他不僅學習勤奮,還心系天下,關心時政要聞,常以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自許,曾志向遠大地對同窗說:“我們就是未來的“範文瀾、郭沫若、翦伯贊”。
在當時提倡做“螺絲釘”的社會背景下,誰出頭,誰遭殃,一切壯志淩雲,都被視為“狂妄”、“無知”、“自大”,他出眾的才華,高調的言論,招來了不少異樣的目光。
1956年,國際形勢動盪,赫魯雪夫發表長篇“秘密報告”,揭露史達林問題,國際上也對史達林議論紛紛,引起強烈反響。
年僅20歲的他十分關心政治形勢,有一次在圖書館閱覽室裏,看到一份英國《工人報紙》,上面全文刊載了赫魯雪夫的秘密報告,他讀後大為吃驚。
當時大學生的外語都是選擇地學習俄語,不能閱讀英語報紙,因為他在中學學過英語,便借助字典摘譯了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私下供同學們傳閱,其中特別驚人的是,史達林在肅反中大開殺戒,受害者達七十萬人之多。
那時候,宿舍每晚都在議論史達林問題,他政治敏銳、頗有膽識,發表了很多獨特見解,讓人歎為觀止。
而當時意識形態尚存,資訊的管制比今天更加嚴格,很多資料國內絕對保密,只供高級幹部查看。
醉心於學術和世界形勢的他,只要看到類似的報紙,便會翻譯出來供人傳閱,這無疑犯了當時的大忌。
1957年,凡是翻譯過赫魯雪夫“秘密報告”的,都被打成右派,他也自然被定義為“極右”,被開除學籍發配到了北京西郊勞動改造,那一年,他才19歲,正是意氣風發的年紀。
三年後,他返回北京開始在街道上勞動。
因為才華橫溢,領導愛才,加上三年困難的特殊時期,
對知識份子的政策相對寬鬆,這位三年級就被北大開除的歷史系學生,被破格加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
一入社科院,滿腹詩書的他如魚得水,先是在《曆是研究》上發表《<急就篇>研究》,以當代人的眼光研究漢代的社會性質,憑藉在史學、文學,和音韻學上的,深厚功底和獨特視角,在史學界引起極大轟動,連郭沫若和範文瀾讀後,也不由得拍手叫好,郭沫若甚至還稱讚他為“神童”。
25歲時,他在《歷史研究》雜誌上發表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國革命》的長篇文章,
被《人民日報》整版刊載。
這在以前,是從未有過的現象,一時間,他的文彩博得滿堂喝彩,祖國各地的學者,都在爭相談論他。
1966年,文革浪潮席捲中國,知識份子相繼被打倒,專注學術但治學惹禍的他,怎麼也想不到,自己竟也會有這麼一天。
年僅28歲的他,被列入,要打倒的“歷史學界十大權威之一”,除他以外,其餘九人,都是歷史屆大師級人物。
他和家人走到哪里,紅衛兵就追到哪里。
曾經接納過他的研究所,也將他掃地出門。
他向住在杭州的姐姐求救,姐姐也早已自顧不暇,哪里還敢收留他?
一年多來,不僅被摘去學術研究的權利,還要承受連續的批鬥和陪鬥,他親身體驗了人格的侮辱,和肉體的折磨。
他看到心愛的學術研究戛然而止,傳統文化被批判、破壞,扭曲。
他想爭取多停留一天,
一小時,哪怕一分鐘,
在別人已經絕望之時,
他還在苦苦死裏求生。
因為他腦海中所儲存的歷史學研究課題,一次次在絕望中鼓舞著他求生的信念。
後來實在忍受不了批鬥和躲藏了,走投無路的他選擇用竟鞋油塗滿皮膚,喬裝成黑人闖入,非洲國家馬里駐華大使館,
尋求政治避難,結果大使不敢收留,通報中國政府逮捕了他。
一位清高的知識份子,經歷了何等痛苦的內心掙扎,竟會破釜沉舟地選擇這一條路!
他在給老師的信中曾寫道:我們祖國藝術的偉大特點,不僅在於其通體之雄渾壯麗,而且在每一個細節、每一個常人視為無關緊要的地方,都是花費了無數的心血和精力的。
我就是這樣體念:我們今天所要繼承的,正是這一種精神。
在獄中,即使他身患重病,還會將自己有限的口糧分給別人,昔日的獄友們透露:“他很安詳,有修養有學問,很受尊敬。”
他多想有人喊一聲“刀下留人”,卻沒有等到。
1970年4月18日,他在北京被槍決。
和他同被槍決的北大同窗還有:中文系林昭,外語系顧文選,哲學系黃中奇,化學系張錫琨。
本是“人中龍鳳”的他們,就這樣湮沒在時代的洪流中。
北京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簽發了一份佈告,行文如下:現行反革命叛國犯沈元,男,三十二歲,浙江省人。偽官吏出身,系右派分子,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其母系右派分子,其兄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備註:關於其兄的內容後來在第二次佈告中被刪除)。
沈犯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書寫大量反動文章,大造反革命輿論,並企圖叛國投敵,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化妝成黑人,闖入了外國駐華使館,散佈大量反動言論,惡毒攻擊我黨和社會主義制度,誣衊攻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執行槍決的兩年後,家人才收到“槍決通知”,竟是因為執行槍決的人,來家中索要5分錢的子彈費!
文革結束後,許多人獲得平反,姐姐和八十多歲的老母親奔赴北京,多次為他上訪洗冤,1980年春天,他們終於收到一張平反通知書:
被告沈元……因現行反革命叛國罪……於一九六八年九月一日被逮捕……一九七O年四月十八日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經本院再審查明:……原判以反革命罪處其死刑是錯誤的,應予以糾正。據此判決如下:一,撤銷一九七零年四月十八日……判決書。二,對沈元同志宣告無罪。”
堅強的母親再也無法承受,在兒子死後第一次放聲大哭:“我要人,我不要紙,不要紙啊!
我送走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聰明絕頂、才華橫溢的兒子,為什麼現在還給我一張紙?”
可是,她卻再也要不來兒子了。
他曾留下過一部讀過的《漢書》,滿篇用蠅頭小字密密麻麻寫滿了批註,用以補充前人的注解,這部書因無人識寶,才得以在那場文化浩劫中倖存。
後來家人奔波數年,出資數十萬元,將其出版。
一,為文化遺產得以倖存,二,來告慰他的在天之靈。
他的學術生涯和思想生涯才剛剛開始,便畫上了句號,如今距他被槍決已經過去了47年。
在和平安定的年代裏,每年高考放榜,舉國歡慶,受萬眾矚目的狀元們,未名湖畔意氣風發,步履匆匆的學子們,還有誰知道,記得,這位一心關注國際形勢,潛心治學,不為功名利祿,卻因才華而被處決的無辜學長呢?!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
堆高於岸,流必湍之,
人處於眾,讒必隨之。
一位遠去的北大學長,一位試圖改變歷史書寫方法的隕落者,他縱身一躍跳進歷史的長河,慘痛的滅頂之災,不由得令人扼腕歎息,淚濕衣襟,今日中國,我們該用什麼來緬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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