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日軍被柴棍打死,50年後有人來尋他的一支金筆(美國美中報道)

吉野孝公

看著眼前這個面容清瘦、留著長白鬍鬚的老頭,個子才到我肩膀,說實話,我一下很難把他和血債累累的“日本鬼子”聯繫在一起。
他叫吉野孝公,年逾八旬,從日本千里迢迢來到騰沖,就是想從我這裏討回一支鋼筆。
給還是不給?
我心裏其實早有了答案。
那是在我擔任騰沖縣文管所所長期間,為籌建滇西抗戰紀念館,面向全縣公開徵集抗戰文物,當時文管所經費有限,能夠徵集到的文物並不多。在徵集到的文物中,我發現一支殘缺的鋼筆,筆桿上清晰地刻有一行日文:“陸軍軍曹梅野清”。
鋼筆上的名字我有印象,我曾在一本書中見過,但它的筆套和筆尖到哪里去了呢?


1991年我在龍陵參加一個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工作結束之後來到縣城,住到龍陵縣委招待所。11月15日,龍陵縣文聯主席給我送來一本書,書名叫《騰越覆滅記》,隨手一翻,作者是個日本人,叫吉野孝公,翻譯金明。我心裏好奇,日本人講自己在騰越覆滅,不太可能吧?
拿到書已是晚上,為了不影響同屋休息,我來到招待所的走廊上,借著走廊的燈光,一口氣讀完了這本書。
書裏所寫的內容深深吸引住了我。
作者吉野孝公是侵騰日軍56師團的衛生兵,他如實記述了作為侵騰日軍“忠勇”的一員,在騰沖覆滅過程中九死一生倖存下來的奇跡。
騰沖戰役我看過中方的很多資料,日方的還從來沒看過,作者寫的感覺很真實,讀完後令人感慨。


吉野書中雖然沒有記錄日軍所犯下的罪行,但他認識到這場戰爭,不但給被侵略國家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災難,也給本國人民帶來了同樣巨大的不幸。他寫作此書的目的,就是希望日本的年輕人通過他的親身經歷認識到戰爭的殘酷,呼籲和平,反對戰爭。
這一點, 我很贊同,對這個從未謀面的“鬼子兵”有了一絲好感。
書中記載,1944年 9月13日,騰沖日軍守備隊長太田正人給師團部發了訣別電報,焚毀了148聯隊的軍旗,發佈了最後一道命令:剩下的人突圍,潛往芒市報告騰沖部隊最後的情況,一切責任由他自己承擔。發佈完命令之後,剖腹自殺。
當天晚上,日軍處決了重傷病員和軍妓之後,幾十名士兵一道向城牆缺口處突圍,日軍一部分被打死,另一部分逃脫。
經孟連到龍陵的公路已經被中國軍隊佔領,成功突圍的吉野和他的戰友們,只能在山地裏亂鑽,尋找逃往芒市師團部的小路。在饑餓、寒冷、疲勞和傷病中,阪本上等兵第一個死了。幾天後,在搜索部隊的追趕下,牧山被打死了,吉野聽到梅野清倒下去的聲音。那天晚上,受傷的貝野和竹迫用最後一顆手榴彈自殺了。吉野返回來尋找梅野清,但沒有找到。
吉野一人躺在荒野裏等著死神降臨。一個過路的中國老者,解下腰間的包給了他一些食物。等他再次醒來時,發現自己四周圍著許多莊稼人,其中一個人手裏拿著一張紙片,上面寫著:“你是日本傷患,我們現在送你到我軍的野戰醫院去。不要緊張。”
原來,困餓交加的吉野,昏迷後做了中國軍隊便衣隊的俘虜。被俘虜的這一天,是他的生日,也是他父親的忌日。
我看書時,這三個意外重合的日子讓我記憶深刻,也記住了吉野沒有找到的梅野清。
吉野書中的梅野清會是這支鋼筆的主人嗎?世間真有這麼巧合的事?我趕緊派人去到騰沖縣新華鄉的龍潭村,找到提供鋼筆的主人瞭解情況。
據上交鋼筆的這家人講述,騰沖反攻戰鬥結束後,他們的父親看到一個受傷的日本兵,就躺在村口的龍潭邊,日本兵手裏雖然拿著槍,但已經沒有任何反抗能力。
於是,村民就用柴棍把這個受傷的日本兵打死了,然後奪了他的槍,搜身時發現了這支鋼筆,一看鋼筆的筆套和筆尖是金子做的,村民一起帶回了家。

腾冲国殇墓园百姓用木棒击打日军的雕塑

後來,繳獲的槍和刀被政府收繳了,筆沒人知道也沒人追究,就被這家人留下來,筆套和筆尖被拔下來賣了,只留下一個不值錢的筆桿,直到文管所徵集文物。
我一對比,時間、地點都吻合,鋼筆上的“軍曹梅野清”應該就是吉野書中所寫之人。
確定無誤後,我想把這個消息告訴吉野。
吉野來過騰沖。
1974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兩年後,第一批日本人獲准訪問了中國昆明,他們向當時的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提出希望到滇西祭奠日本士兵的亡靈。據說要求被拒絕後,全體日本人當即失聲痛哭。
1978年,原侵滇日軍第56師團第113聯隊補充兵 、日本每日新聞社記者品野實想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寫一本書,辦理了赴中國的護照,但仍未獲准去滇西地區。
不久,由原日軍“緬甸戰友會”組織的一個所謂“慰靈訪華團”來到中國。與那段歷史有密切關聯的11個日本人,第一次進入了雲南。他們中間,有從松山戰場逃出來的原日軍炮兵中尉木下昌巳,有從騰沖戰場活下來的衛生兵吉野孝公,還有在龍陵幫助守備隊長小室鐘太郎中佐自殺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可是,他們仍未能得到允許由昆明再往西行。
1979年之後,越來越多的日本遊客來到雲南,當時雲南對外開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300多公里的大理市。雖然大理依山傍水,風景如畫,然而日本遊客卻終日翹首西望,個個愁眉不展。他們一心想的,仍是要到滇西祭掃日軍亡靈。
到了上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進一步對外開放,日本人以旅遊觀光的名義,源源不斷地奔赴滇西。有些日本人來到騰沖的國殤墓園,要求帶一把墓園中倭塚上的土回去,但都遭到騰沖人的拒絕。吉野每年都來,來了後直奔國殤墓園,一般在黃昏的時候默默站在倭塚前,很久才離開,然後第二天就走。


我找到和吉野有過接觸的騰沖旅遊局局長劉春明,他當即給了我吉野家的日本地址,讓我直接聯繫吉野就行。
我很快給吉野寫了一封信,信中大概意思說,我讀過他的書,書中的反戰精神我是肯定的。然後告訴他,他和他戰友最後逃跑的路線走反了,走到騰沖新華鄉的龍潭村,梅野清在這裏中彈後被當地老百姓打死了。我們剛剛徵集到了梅野清的一支鋼筆。
信寄出還沒一個月,吉野孝公給我回了信,並給我寄來他的新作《騰越玉碎記》,沒過幾天我又接到一個電話,是一家旅行社的翻譯從騰沖賓館打來的,說吉野孝公來了,想見我。


於是便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這是1993年的3月19日,春節過後不久,我在騰沖賓館與吉野見面。留著長長白鬍鬚的他在我眼前就是個瘦小的老頭,一下很難把他和罪惡滔天的“日本鬼子”相聯系。

李正与吉野孝公腾冲合影

這是我第一次直面一個騰沖日本守軍的倖存者,說實話,我當時的心情也挺複雜。

我是騰沖本地人。1942年,騰沖被日軍佔領後,為躲避日軍殘害,我父母逃難到了古永鄉的小當嘎。1943年,我的姐姐出生,嬰兒的哭聲招來了日軍搜索,接生的人為了不讓日軍發現難民,拿起木盆扣住嬰兒,我的姐姐窒息而亡。
一次日軍搜山,搜到了我父母同一些難民躲藏地,父母餵養的雞、豬被搶了,還要我父親挑著送到他們的駐地,房東以父親教書不會擔擔子為由,替下父親給日軍送貢品,房東的大義讓我們一家沒齒難忘。
我們在城裏的鄰居徐有藩先生家被日軍做了軍火倉庫,我方的情報人員在徐家的房頭上做了標記,美軍飛機來投彈,我家挨了三枚炸彈,沒能逃出來的三祖父、三祖母被當場炸死,92歲的曾祖母也被震死。
抗戰打響後,兩位尚在念騰沖省立中學的堂叔投筆從戎,其中一位在長沙戰役中為國捐軀。
我出生在騰沖收復及滇西遠征軍和駐印軍在緬北會師之後,父母給我取的乳名叫勝利,我的乳名承載了這一段歷史。我該如何面對眼前這個有著血海深仇的“仇人”呢?
吉野不會中文,我不會日語,全靠旅行社的翻譯中間溝通,翻譯又正好感冒,也是翻譯得心不在焉,我有很多話無法表達。
日軍往往自視甚高,視侵略為愛國,思想極為頑固,被俘後普遍會產生逃跑或自殺的念頭,並伺機付諸行動。
吉野被俘後,知道自己是騰沖城“全員玉碎”的漏網者後,覺得十分恥辱,決定以自殺盡忠。他在書中,專門寫到自殺未遂後的經歷。
吉野被押到一個“威嚴而儒雅”的中國遠征軍少將面前,中國將軍用流利的日語對吉野說,自己畢業於日本軍官學校,定定神後再次對他說:“我厭惡戰爭。騰沖守備隊龍兵團一直戰鬥到最後一人,很勇敢,但對於全體戰死的官兵來說,也真是很可憐。我也失去了200多名少尉以上的軍官,受到蔣委員長的嚴厲斥責。戰爭對人類來說,是一種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你不能死,戰爭很快就要結束了,戰後的中國和日本都需要重建,你的祖國需要大量像你這樣的年青人……”
這段話打動了吉野孝公。他在書中表達了對那位不知名的中國將軍的深深敬意。
也正是受這種精神的折服與感召,中日建交後,吉野孝公一再重返中國騰沖,多次表達懺悔之心和反戰理念,得到了騰沖百姓的諒解。
吉野1946年4月被釋放回國後,用幾年時間跑遍日本許多州縣,找到千百位戰友的家屬,將戰友臨終前的託付帶給家屬。人們將吉野看為親人回歸,嚎啕大哭,幾天幾夜,不食不眠,聆聽吉野講述戰爭的慘烈故事,據說現場有人高呼:“我們不要戰爭!我們要和平與安寧!”
吉野和梅野清是鄰居,他告訴梅野清的妻子,梅野清中槍陣亡了,但他未能找到遺體。梅野清的妻子不相信,她一直認為丈夫還活著,一定是躲在東南亞的某個密林裏,終有一天要回到日本和她團聚,一直守寡至今。
吉野低聲向我懇求道,能不能把這支鋼筆帶回去,這件梅野清的遺物,對守候他一生的妻子是個莫大安慰。
像吉野孝公這樣,能反省當年的罪行,誠心向被日軍殘害的中國人民謝罪的日本老兵並不多。
我對梅野清妻子的願望可以理解。但是,鋼筆我卻不能讓吉野帶走。
首先,鋼筆已經做了文物存檔,根據文物管理條例,文物一經入檔,將永不消號。另外,這是日軍侵略中國的罪證,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都不能給他帶走。


戰爭對兩國人民都造成深重的災難。吉野在書中描述了城破之時的騰沖慘景:“這時的城內戰場,情況也極為淒慘。房屋在炮火中已變得面目全非,並不斷燃燒著倒塌下來。樹上熊熊燃燒的火焰在大風中發出呼呼聲響。一派人間地獄之景象。”
我準備了鋼筆的照片,讓吉野帶回去,同時準備了一盒騰沖的茶葉,委託吉野送給梅野清妻子。
吉野回國後,陸續給我來過一些信件,信中沒有過多的語言,有一些他和家人的照片。我明白他要表達的意思:日本戰後很快國力恢復,他吉野也結婚了,生兒育女,他的孫輩都已經長大成人了,一家人過得很辛福。

吉野日本家人

吉野的照片中,還有一張讓我詫異,是他和一塊石碑的合影,石碑上清楚刻著“騰越玉碎戰死者之碑”,這塊碑就立在他的家中。


吉野在日本很沉默,老兵的活動很少參加。但每年9月14日,他都會把當年戰友請到家中,一起念經。一直到死前,他一直堅持做這件事。

日本福岗每年9月14日追悼在腾冲阵亡官兵的活动

9月14日,是日本慘敗的恥辱日也是騰沖勝利的光復日,他們都還記得,但我們很多人都忘了。
“文革”期間,騰沖國殤墓園被破壞時,看到紀念塔被炸毀,烈士墓碑被一塊塊砸斷,我當時我心裏就在暗想,以後有機會,我作為一個騰沖人,一定要為這段歷史正名,還其歷史的本來面目。
1988年,國殤墓園逐步修復並對外開放。我此時已調到縣文物管理所工作,從41歲上開始學文物考古專業。完成學業回到所裏,我參加了我最想做的事,重修國殤墓園烈士墓和修復忠烈祠。
退休後,為了能更好還原騰沖的抗戰歷史,我採訪數百位抗戰老兵,60多次翻越高黎貢山做戰場遺址調研,就是希望我們能傳承和銘記那段歷史。
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和吉野一直做著同樣的事,儘管我們曾是水火不容的敵人,但他身上有值得我學習之處。
吉野去世後,我的朋友想重新出版《騰沖玉碎記》一書,聯繫了他的兒子商議版權之事,但遺憾的是,他的兒子對此似乎不太重視,事情至今也沒有下文。
吉野的時代已經過去,像他那樣對侵略戰爭懷抱懺悔之心和反思之意的人還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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