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廖夢醒(美國美中報道)

初到北平

1949 年初,外婆何香凝本來早該從香港北上了,但時值冬天,外婆怕冷,她想等天暖再走。開春的時候,潘漢年告訴外婆,舅舅廖承志又添了一個男孩,外婆大悅,這下她急於去北平看孫子,也顧不得天氣了。北上之前,外婆想準備一份禮物送給毛澤東,她讓媽媽陪她到九龍亞皆老街張大千的寓所,請張大千畫了一幅一米多長的 《荷花圖》。
潘漢年派人為我們安排北上事宜。這批北上的人並不僅我們一家。1949 年 4 月初,我們上了一艘希臘貨船。
4 月 11 日,我們一家從天津坐火車抵達北平。月臺上,媽媽首先看見了周恩來、鄧穎超、林伯渠,還有許多外婆的老朋友、先期到達的民主人士以及早期的黃埔軍校出身的著名將領,共幾十人,他們都熱情地上前和外婆握手。媽媽第一次踏上解放了的土地,這熱烈場面令她落下了眼淚。出站的時候,鄧穎超拉著媽媽的手說:“你一直當秘密黨員,現在北平已經解放,你的黨籍可以公開了。”媽媽說:“上海還沒有解放,孫夫人 (宋慶齡) 還在上海,公開我的黨籍是否會對她不利呢?”她表示還是過段時間再公開為好。

何香凝与毛泽东

當晚,毛澤東在懷仁堂設宴為外婆洗塵,周恩來、鄧穎超作陪,媽媽、舅舅、舅媽也出席了。外婆親手把張大千的 《荷花圖》送給毛澤東。據說,毛澤東後來把它掛在自己的辦公室裏。周恩來問媽媽:“多少年沒有到北平了?”媽媽答:“這還是第一次。”周恩來笑道:“怪不得說起普通話來南腔北調呢。”


艱難的轉型

安定下來之後,鄧穎超問媽媽對工作安排有什麼想法。媽媽說她什麼都不了解,就請大姐安排吧。於是,鄧穎超安排媽媽去全國婦聯。當時婦聯國際部部長是瞿秋白的愛人楊之華,除了她之外只有一個叫戚雲的人。楊之華對我媽媽說:“國際部現在只有我們三個人。我是部長,你是副部長,戚雲是秘書。”媽媽從來沒有當過什麼“長”,聽楊之華這麼一說,便誠惶誠恐地提出:“副部長我當不了,讓戚雲當副部長,我當秘書吧。”媽媽是個直率的人,說這話並不是客氣,是她的真實想法。但是她不知道,“大實話”並不合時宜。
媽媽上任後負責的第一件工作是為亞洲婦女代表大會在中山公園搞一個展覽。媽媽不熟悉新的工作環境,遇到許多具體問題。那時媽媽的黨員身份還沒有公開,協助她工作的幾個人是基層來的小青年,其中一人說媽媽是“民主人士,不會辦事”。媽媽反駁道:“我參加革命的時候你還是個孩子呢。”為此,回到國際部,媽媽受到批評:“缺乏組織性紀律性,暴露秘密黨員身份。”(媽媽的黨員身份直到 1953 年才正式公開。)

廖梦醒与邓颖超

長期在白區做地下工作,媽媽不習慣“民主生活會”“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些老區的思想教育方式,她也不善於在會議上作長篇大論發言,更不會去做別人的思想工作——而這些都是當領導不可或缺的本事。因此,媽媽當領導,就像在爐子上烤一樣。直到有一天,有人當面對她說:“你根本沒有資格當副部長!”媽媽就找鄧穎超表態:“本來我就沒有能力去領導別人。我的能力大概只能去打字。領導不用顧慮我沒犯錯誤不好降我的職,如果分配我去當打字員,我也願意。”鄧穎超安慰媽媽不要胡思亂想。
媽媽在日本長大,習慣講禮貌,別人為她做一點小事,比如,走在前面的人為她開開門,她都說“謝謝”。在重慶曾家岩,媽媽講禮貌有口皆碑,“李太太特別講禮貌”是一句誇獎的話。可是在這裏,媽媽講禮貌成了“毛病”——“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甚至成為笑柄。有人一見她就嘲笑地學她“謝謝,謝謝”。一次,她友善地伸出手與人握手,對方竟拒人千里:“我剛剛洗過手。”媽媽大惑不解,在她的心目中,“同志”是可以相互託付生命的人,是在傷心的時候給她溫暖的人,就像重慶時代的同志那樣。過去的同志情誼現在哪里去了?
搞展覽會的時候,媽媽每天很晚才回家。到家時,外婆已經就寢。外婆習慣於子女每天早晨向她道早安,晚上向她道晚安,現在多少天也見不到媽媽人影,外婆很不高興,以為媽媽故意躲避她。外婆是個直腸子,高興不高興全擺在臉上。媽媽難得一天早點兒回家,看見外婆也不是好臉色。媽媽後來說,這段日子很不好過,“在機關看白眼,回到家看黑臉”。
不久,媽媽就決定搬到機關宿舍去住。婦聯給她在東城史家胡同 15 號騰了一間大約七八平方米的小房間。這是後院一個裏外間的里間,外間是集體宿舍,住著三個女同志。這段日子是媽媽最困難的時候。每逢週末,媽媽看見年輕人成雙成對出去,年紀大的坐丈夫派來的汽車回家,她無處可去,就想爸爸 (李少石),暗自傷心。爸爸死後媽媽特別喜歡李清照的詞,她在紙上寫著:“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心理學家丁瓚給媽媽看過病,他告訴舅舅,媽媽有抑鬱症,發展下去後果堪虞。舅媽把這情況告訴了我,要我注意媽媽的情緒,我很震驚。那時我只有十幾歲,還不懂得媽媽的痛苦。有同志勸她再婚,但是她忘不了爸爸,也怕我不接受,拒絕了。

李湄和廖梦醒

媽媽誠心誠意地進行思想改造,光是筆記就不知寫了多少本。她努力緊跟黨走,不斷挖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
機關常常要填各種表。每次填表,“出身”這一欄都使她犯難。外公廖仲愷畢生跟孫中山搞民主革命,孫中山是共產黨肯定的人物,外公是“革命先烈”,也是共產黨承認的。但外公又是國民黨的高官,而國民黨是共產黨的敵人。媽媽搞糊塗了。結果,她在“出身”一欄裏填的是——“革命官僚”。
1955 年 4 月,潘漢年到北京開會,媽媽去北京飯店找他,找不到,後來聽說他被抓了起來,媽媽驚呆了。新中國成立前,潘漢年和我媽媽有長期密切的工作關係,他怎麼可能是“特務”“內奸”呢?這件事對媽媽打擊很大,她開始失眠、頭疼、心悸、關節疼,醫生診斷為“更年期症狀群”。媽媽從年輕時候起,習慣了每天早晨用涼水擦澡,數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動。她的身體本來很好,絕少生病。但是從這時起,病魔一直折磨了她幾十年。

1938年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部分成员在香港合影。左起:爱泼斯坦、邓文钊、廖梦醒、宋庆龄、克拉克、法朗斯、廖承志

宋慶齡的 160 封信

不久,我、丈夫和一雙兒女全都離開了北京,天南海北到各地去了。剩下媽媽一個人獨自留在北京,孤苦伶仃中她寫信向宋慶齡傾訴。
信投寄之後,就是等待回信。媽媽開始了以寫信打發日子的生活。宋慶齡也一樣。媽媽去世後,我整理她的遺物,發現有宋慶齡寫給她的 160 封信,這些信集中在 20 世紀 70 年代。宋慶齡給媽媽的信裏很少談公事,大多談個人的喜怒哀樂,交換對某人某事的看法,回憶老朋友等等。一句話,事無巨細她都寫在信裏,以至舅舅對媽媽說:“Aunty 打個噴嚏都要告訴你。”她的信使用什麼紙的都有。有一次便條就寫在裝五香豆的大信封上。她寫道:“送你一包新做的上海五香豆。小心黏牙 (如果你有假牙的話)。”還有一次她寄來的卡片上,一面是兩只可愛的小狗,笑眯眯地鼻子對鼻子,另一面寫著:“在這種鬼天氣裏給我親愛的辛西亞開開心!”“鬼天氣”是指寒冷的冬天,宋慶齡是南方人,北方的冬天使她難受。


有一次,宋慶齡和我媽媽一同去參加一個活動,事後她想送我媽媽回家,被人勸阻了。她回到家就給媽媽寫了一封信:“我很抱歉不能讓你跟我一起上‘紅旗’車,因為××告訴我,他已經為你準備了車。看來,現在連這種事也有規定了。我不理解,也不欣賞。不過自從‘文化大革命’以來,我已經學會說話不要太直率了。”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