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而复得的大学之梦 ——1977年高考前后的故事(下篇) 郑 滨 耀(美國美中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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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而復得的大學之夢 ——1977年高考前後的故事(中篇) 鄭 濱 耀(美國美中報道)

九.自学英语
1971年8月,我到荆襄磷矿杨湾职工子弟小学报到。参加了暑期教师政治学习之后就开学了,我教五年级一个班的数学。
住在学校附近的职工宿舍,室友陈斌汝老师是武汉人,不久前从部队转业。他刚在师范学校学了一期的“速成英语”,成为杨湾中学的初中英语教师。陈老师每天早早起床,练习音标和单词发音,有时还对着镜子矫正口型。我向他借来一本教材,翻开一看,学过的单词和简单会话都还认得呢,于是就读了起来。
这一发而不可收。出于兴趣,也是在陈老师学习精神的感染下,我开始自学英语。没有学习计划,没有学习目标,学到哪儿是哪儿,学得轻松,练得快乐。没想到,陈老师将这些报告给了学校领导。
春节之后,我被调到刘冲小学任教导主任,并教数学。这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分校,教导主任是唯一的住校负责人。小学数学我教了一个学期,算是可以应付了,但这教导主任怎么当?该做什么?如何做?脑子里一片空白。正在朦胧与彷徨之中,总校的佐文龙副校长前来找我。我想是不是我工作没起色,领导来批评指导了?


佐校长满面笑容,丝毫没有找问题的意思。他开门见山:“小郑啊,我们听说你在自学英语,而且有基础。我们经过研究,决定送你到钟祥师范学校去学习英语,两年后回来,教中学英语,你看如何?” 上师范学校学英语,回来教中学英语 — 这些我连做梦也没敢想过呀!我不需要考虑,也没有豪言壮语,当即感谢领导,接受了这一安排。
从此我与教育结缘。在美国学了教育心理学之后,不时有中国学生的家长向我咨询。我推介一个基本的教育原则,就是要发掘和发展学生的特长与爱好,鼓励他们去学习和从事自己爱做、能做、而且前景看好的事情。感谢陈斌汝老师激发了我对英语的兴趣,并为我举荐;感谢荆襄磷矿为我创造了发展兴趣与爱好的机会,从而铺就了在那之后我能继续发展的道路。
十.师范学校代培生
1972年春,邓小平先生复出工作,整顿教育与科技领域。大学恢复办学,招收由单位推荐的工农兵学员。“文革”期间关闭的钟祥师范学校也重开校门,举办中文、英语、数学、理化等专业。荆襄磷矿与钟祥县开展合作,请师范学校为磷矿代培教师。首批送往学习共5人,总校负责人李思奇校长将我们送到钟祥。
回到了学校,专修英语,我感到十分幸运。我们英语班20几名学生,配备了两位优秀的老师。肖应荣老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教我们的精读课;王明其老师毕业于武汉外国语专科学校,是知名学者秦秀白教授的得意门生,教我们语音和听力。我好似回到了当年的岳口中学,尽情地感受知识的神奇与魅力。
第二年春,学校要派一名学生,前往荆州地区的沙洋师范学校,参与一个英语学习的录音项目。肖老师找我谈话,派我前往。完成任务后,我来到汉江岸边的沙洋客运码头,寻找赴矿山途中短暂停留的足迹。望着东去的汉水,我不由想起远处的故乡,我离开那儿已整整两年了!
1973年是中国在“文革”的磨难中痛苦挣扎的一年,也是多事之秋。在邓小平拨乱反正举措的主导下,各行各业实行整顿,经济开始复苏。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除了推荐选拔,还破天荒附加上文化考试。不料发生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事件,极左思潮趁机抬头,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可幸钟祥师范学校没受太多影响,我们的学习照常进行。
除了专业课之外,学校还为我们开设了中文、政治、体育等课程。吴祥钟老师教我们汉语拼音、语法和写作。他将我的习作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读,给了我许多鼓励。我们每天早上出操,下午课外活动跑步、打球,还进行班级之间的蓝球和拔河比赛。
学工、学农、学军,是那个时代学校的特色。我们参观工厂,学习工人的先进事迹。由工厂安排,我采访了一位不顾危险、飞身抢救着火电闸的青年工人,写了通讯“青春的闪光”,送给了工厂的宣传科。
学校办了一个农场,栽种各种时令蔬菜,还有大片的稻田。根据季节的需要,我们不时前往,完成分派的任务,并接受劳动锻炼。农场离学校十多里地,我们徒步往返,风雨无阻。
学军,学校用两辆大客车,载着我们全年级的学生,来到解放军某空军基地,接受战备教育。大山脚下的停机坪上,一排排银色的战机整装待发,红色金边的“八一”徽章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在教官的指导下,我登上模拟教练机,感觉就要飞上蓝天。
学校成立了文工团,我参加了其中的小乐队,有机会练习二胡。我们乐队的任务是为独唱和舞蹈伴奏。在艺术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排练了《白毛女》选段、《洗衣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老房东查铺》等脍炙人口的曲目。


文工团的首场演出是前往解放军某野战军营地,为上千官兵作慰问演出。那是深秋时节的一个傍晚,操场上临时搭起的舞台张灯结彩,“军民鱼水情谊深”的大红横幅在聚光灯的映照下,彰显着“拥军爱民”的文艺主题。我们的演出情真意切,但就音乐和艺术而言,质量都太欠佳。尽管如此,每个节目完了,官兵们都报以长时间热烈的掌声。那次演出是青年时代留给我最美好的回忆。
两年的学习一晃就过去了。1974年元月,同学们拿到了中师毕业文凭,擅长书法的数学班刘老师为我填写了一张精美的结业证书。带着老师的期望,带着同学的友谊,我告别古城钟祥,回到荆襄磷矿,成为职工子弟中学年轻的外语教师。
十一.教中学
杨湾中学是荆襄磷矿唯一的中学。学校建在磷矿镇以南四里开外的平原上,周围是肥沃的农田。一栋新落成的教学楼,一楼是初中部,二楼是高中部。学校办学条件较好,工作和生活都很方便,我想,这里也许就是我永久工作的地方了。
来到外语办公室,首先欢迎我的是高中部的王德全老师。上个学期我回矿度假,观摩了王老师的一节课,那时就认识他了。当时他用英语将我介绍为 student teacher (实习教师),此时,他用纯正的普通话,带着外交礼节的手势,热情地对我说:“郑老师,欢迎你!”
王德全老师“文革”前夕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专业,是周恩来总理倡导举办的外交人员预备班学员。后来中苏交恶,“文革”爆发,他被分配到北京工业大学,用他的第二外语英语作教学。一年前,他跟随做工程师的爱人调来荆襄磷矿。他逆来顺受的乐观心态,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在矿山传为佳话。
我教初中一年级三个班的英语。为了学习提高,我到王老师的高中班听课。王老师以流利的英语作课堂用语,还让学生进行对话表演,课堂气氛活跃,秩序井然。那时我只会用“示范 – 讲解 – 带读”的教学模式,王老师的课让我耳目一新,茅塞顿开。原来英语课堂还能这么生动有趣呀!
光阴荏苒,1976年新的学年到来了。时逢职工子弟学校领导更迭,李思奇校长调到矿机关分管宣传与教育。有消息传来,说李校长要调我去宣传科。新来的石仁学校长约我谈话,他没提上面调动的传言,却就工作调整征求我的意见。按新的安排,我教两个班的英语,担任其中一个班的班主任,并任外语教研组组长和全校学生活动的辅导员。
那几年每年大学招生,荆襄磷矿都有名额。一同招工来矿的朋友中,在机关工作的熊忠义去了昆明工学院,在机修厂当工人的马松山上了武汉钢铁学院,勾起我再次对大学的美好向往。我明白,我已被送出学习了两年,是带薪学习的。俗话说,好事不能让一个人给沾了呀,于是我不敢奢望学校还会推荐我上大学,我只有自学提高了。


当班主任,品尝了学生工作的忧愁与快乐。1977年秋季伊始,学校的女子体操队由刘志勇老师带领,到县城封闭式训练,将代表钟祥县参加荆州地区的中学生运动会。我班上的周红同学是体操队队员之一。
9月的一个上午,校长办公室传我接电话,说是县体委的张老师打来的。听声音,是一位充满朝气的女教练:“郑老师呀,您的学生周红和刘老师闹了别扭,谁的话都不听,说要回家。您看,我们这就要参加地区的比赛了,请您来一趟,帮忙救救火吧!”石仁学校长是部队政工出身,这点事对他来说是小菜一碟。他当即决定,让我立马前往,并吩咐:“刘老师的工作我做,周红的工作你做。工作做得通就好,做不通就带她回来。”
带着没有把握的使命,我赶上了当天开往钟祥的班车。从师范学校回来后这条路我还没再走过。沿途的风光我无暇欣赏,脑子里一个问号:周红倔强,这工作怎么做?只能做好啊!听说她从小喜欢运动,还爱跳舞。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爱好与现在工作的联系,觉得希望有了!
周红抹着眼泪,好像有天大的委屈。原来是训练中刘老师当众批评了她,她接受不了。 我问她:“我本来是在小学教数学的,你想不想知道我怎么会来中学教你们的英语?”她点了点头。于是我讲起自学英语、上师范学校的经历。我说:“你也很棒呀,你喜欢运动,喜欢跳舞,而且不错,所以才进了体操队,同学们都羡慕你呢!”见她露出了笑容,我说:“刘老师、张老师,还有我,我们都希望你高高兴兴地继续训练,参加比赛。如果你一定不想留下来,也可以和我一起回去。不过,以后你想回到体操队就难了。”她突然明白了什么,高兴地说:“我不回去了!”
后来我从事师范教育,时常回忆起这些亲历的花絮。总体上讲,青少年是纯朴的。他们有困惑时,能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思维和认知达到顿悟,这就是教育的美妙之处。
完成了使命,我来到钟祥师范学校拜访当年的老师。两位英语老师都被借调去了武汉,为武钢合资项目作资料翻译。教中文的吴祥钟老师调任钟祥县委宣传部部长,家住钟祥一中校园内。我来到一中,见到了吴老师和在那儿任教的师母。晚餐席间,吴老师向我透露了一条内部的惊人消息:国家马上恢复高考!吴老师还说:“你们这届学生都可以报名。”
这是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它,却没有拥抱它的勇气。在我看来,考上大学应该是高中毕业生中的佼佼者,而我初中只读了一年,中师的两年充其量弥补了初中的缺失,高中学业完全是空白,即便报考,考取无望。于是我说服自己:不要痴心妄想了,恢复高考与我无缘啊!
可幸的是,不久之后发布的新闻和招生简章给了我鼓舞,改变了我的估计。


十二. 参加高考
1977年十月的一个傍晚,我端着饭盒从食堂出来,高音喇叭里传来磷矿广播站转播的特别节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下面播送重要新闻 。。。 。。。”大意是:为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对于人才的需要,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即将恢复统一招生考试。今年的考试将于12月中旬举行,具体招生简章将由各省、市、自治区在近期发布。
第二天的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显著刊登了这一重大消息,紧接着湖北省的招生简章也在报上公布了。1966年以来的历届初高中毕业生、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年龄在25周岁以内(往届考生年龄可以适当放宽),身体健康,经所在单位同意,均可报考。
后来的评论家将这一消息形容为中华大地上的一声惊雷, 它标志着中国终于走出“文革”,走向未来。
我1968年初中毕业,1974年中师结业,年龄不满25周岁,身体也健康,符合报考条件。我重新评估了自己考取的可能性:报考外语类专业,外语、中文、政治、史地为主考科目,数学为参考科目。有师范学校两年的学习,我的英语和中文基础应该可以;时事政治和历史地理可以抢记。只有数学学得太少,好在数学考分只作参考,无碍大局。于是我立刻决定:报名!
一年前上面要调我去机关的传言后来得到了证实,是杨湾中学亟需更多的外语教师,没有同意。这次当我提出报考大学,学校立马批准了我的申请。校长对我说:“我们不仅支持你报考,还希望你考上一所好学校!”
从拿到准考证到考试,只有两个月了。我为五门考试拟定了复习提纲,制定了作息时间和每周要完成的学习任务,并立即收集资料。英语是中师二年级教材、许国璋《英语》第三册和《英语语法教程》,语文是中师教材和《现代汉语语法》,政治是中师教材和当年的《人民日报》社论,史地和数学是当时的初中教材。听说我报考,几位老师纷纷送来书籍和材料,还说若有问题就告诉他们。
我的教学和班主任工作照常进行,复习备考只能用空余时间和挑灯夜战。和我同时报考的还有三位同事。考试前一周,石校长在教师会议上宣布:“参加高考的几位老师,从现在起一切工作由同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分担,直至考试结束。”真是雪中送炭。
本文初稿发到大学同学群里后,不少同学分享当年的经历。有的同学在高考的前一天还在知青农场出工呢。比较起来,我是很奢侈了。
考场设在磷矿镇中学,走路单程约半小时。12月中旬,星期五上午开考,先考中文。第一部分是汉语拼音、词汇、语法、修辞。默写一首古典诗词,我写了唐代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第二部分是命题作文:学雷锋的故事。得益于做学生活动的辅导员,我有学雷锋做好事的一手资料。记得是这样开的头:
“清晨,当一轮朝阳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四周的田野还十分宁静,一个学雷锋小组的同学们就已活跃在校园里了 ……”
作文写完时间刚快到点。首场考试感觉尚好,为考之后的科目增加了信心。当天下午考政治,第二天考数学和史地,星期天上午加考外语。
和众多喜欢上学的人一样,我经历过许多次各种各样的考试。唯有1977年的中国高考不只是考试,而是人生的拼搏。其它的考试大都轻松,按部就班,唯有这场考试是背水一战,尤其是最后的那场外语考试。
我曾试想,外语试卷主要为外语专业考生设计,不会容易。果然,打开试卷,题型多,容量大,看似简单,但极易出错。如果把人比作一部机器,此时一切仪表打开,一切功能待用,每一道敏感神经都紧绷,每一个记忆细胞都不能懈怠。一切为着准确、完整、还要优美!
终于完成,还剩几分钟作最后的检查。当监考官宣布时间到,我立刻起立,等待试卷的验收。
那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个只有纪律和热情的年代。社会关注的是考试本身,没有后勤服务,一切由考生自理。记得那个星期天我没来得及早餐,几乎是饿着肚子走进考场。
如果考试可以把人考累,最后的这场外语考试让我累了!就像那年夏天参加校园5000米长跑比赛一样,最后的几圈已筋疲力竭,在学生们“加油加油”的呼声中还得坚持,还要加速、冲刺,那状态就只差倒下。
高中部教物理的何德恭老师参加了荆州考区的阅卷,回来后向学校领导报告了一个暂时保密的消息,之后不久石仁学校长将这信息转告了我:“郑滨耀老师的英语单科考分是荆州地区第二名。”
对于这一信息我没太在意,之后也很少提及,因为我知道,比我学得更好的有很多。果然,上大学后发现,班上和年级里高手、学霸大有人在,每个同学都那么聪颖勤奋,每个人都有一个参加高考的动人故事。
春节后湖北省招办来了通知:我的总分达到外语类和文科类第一批录取院校的分数线,我可以选报三所学校的外语或者文科任何专业。
学什么呢?学英语,当翻译或者教师?还是学中文,当记者,或者做外国文学研究?纠结了一阵子,还是选定英语语言文学。填报的学校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
进入3月,和我同时报考的几位老师陆续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只有我还没有。等待中,一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独自站在敞篷汽车上,迎着凛冽的风,穿行在起伏的山峦和零星的树林之中。终于,车子在一块平地上停下来,周围是一堆堆整齐的木材,我发现,自己怎么是遍体鳞伤?醒来后琢磨,这梦也许在告诉我:我来到了聚集栋梁之才的地方,我应该考上了,哪怕一路走来已遍体鳞伤。
1978年3月5日上午阳光灿烂,杨湾中学全体师生在学校操场集会,纪念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15周年。我作为学生活动辅导员,正在会上发言。平日里磷矿镇邮局的邮递员都是下午前来送信送报刊,挂的是大邮箱。今天他背着小邮箱,骑着摩托车飞驰而来,直奔会场,交给石校长一封信,并要他签字。
待我发言完毕,石校长示意会议暂停,他拿着那封信走到麦克风前:“老师和同学们,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郑滨耀老师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到华中师范学院外语系英语专业!”顿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石校长交给我那封信,和我握手,说:“郑老师,祝贺你!”
通知书要求新生于3月15日或之前赴校报到,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好了工作交接。李思奇、石仁学、薛家俊几位领导要我去家中做客,为我践行。财务科的余会计告诉我,已为我办好了工资福利手续。按国家规定,我大学四年期间,工资照发,将按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寄给我(当时是37.5元,两年后调整为40.5元)。在学校女子体操队的周红和班长一起,组织了班上的同学,买来了钢笔、日记本等物品,要我带上作为纪念。
告别了杨湾中学,一个给了我快乐和希望,也让我流过眼泪的职场。告别了荆襄磷矿,一个锻炼了我的意志、送我走上发展之路的第二故乡。我取道钟祥和天门,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之路。
后记
同学聚会 — 2017年夏初,为纪念恢复高考和入学40周年,华中师范大学外语系77级的100多名同学从海内外重聚江城武汉,回忆当年的报考经历,共叙大学结下的深厚友谊,畅谈毕业后的多彩的人生。我没能与会,班长吴云和班级群主孙爱华二位同学将我的视频发言和二胡独奏视频《天路》,推荐给全体会议,由当年的学生会主席、后来做驻外教育外交官的张金顺同学主持播放。我的同桌、后来任武汉大学英文教授的应来喜同学与我现场微信连线,让我分享了同学相聚的欢乐。
北大报告 — 2015年5月25日,应北京大学教育质性研究中心主任、知名学者陈向明教授的邀请,我到北大教育学院做了题为“建构主义理论及其在教学中的应用”的学术报告(Constructivism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Teaching),来自北大、北外及京津两地其他院校的60多位教师和研究生到会,并展开热烈讨论。我领略了北大浓郁的学术氛围,同时不经意之中,圆了初中时想到首都北京上大学的美好梦想。
今日沉湖 — 谱写了军民共建、备战备荒壮丽篇章之后,沉湖军垦农场于上世纪末停止运作,部队撤出,交由地方实行“退耕还湖”、“退渔还湿”,建设生态湖区。新华社2018年8月8日消息:湖北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
(全文完。作者是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教育心理学与研究教授。Binyao Zheng, Kennesaw State University: bzheng@kennesaw.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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