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虎穴的中共特工,街頭被抓捕,腹部中槍仍然逃脫及時發出警報(美國美中報道)

张友恒(化名李才)

老抗戰電影《三進山城》,講的是八路軍三次進入一個縣城,和日本侵略者暗中進行軍事破壞鬥爭的故事。抗戰中,在淪陷區進進出出的中共特工其實比比皆是。很多都成為了無名英雄,但其膽略、智慧和為民族的奉獻精神卻是後世應該學習的楷模。
李才,原名張友恒,1919年,出生於河北昌黎人。1936年,參加紅軍並加入中共。
1936年後,奉命年赴莫斯科學習無線電通訊技術。
1939年,回國進入延安社會部,任電臺台長。而其最為輝煌的生涯,無疑是從抗戰最艱苦的1941年開始,到黎明初現的1948年秋,這近8年的時間裏,李才奉命在北平、天津地區“三進三出”,出色完成了建立、鞏固、發展地下情報組織的艱巨任務。其艱苦、驚險又極富傳奇色彩的經歷,也是中共華北敵後情報系統的一個縮影。
彼時,抗戰進入相持階段。在華北地區,國民黨軍隊已經徹底敗退,即便有殘留的部隊,也是無心抗戰,卻熱衷於製造摩擦。而中共領導的敵後抗日武裝力量,則成為日偽作戰的主力軍。在軍事鬥爭中,犬牙交錯,拉鋸來回,異常的殘酷、尖銳複雜。
中共中央指導全國全民的抗戰,當然要掌握各種情況,特別是淪陷區大城市,如華北的北平、天津等地的敵偽動態就是重中之重。
1940年,中共發出了關於開展敵後情報工作的指示:“必須建立通信聯繫工作,這是一切工作的命脈。要盡一切可能建立秘密的與週邊聯繫的電臺,就成為一切工作的鎖鑰”。
1940年10月20日,李才奉命從延安出發,準備潛入北京城,時年21歲。其任務是在北平裏建立密臺,與中共情報系統中樞直接通訊。徒步走了兩個月後,進入了華北平山縣的老馮溝,見到了中共北方分局社會部長許建國。

华北隐蔽战线人员老照片

許建國(即杜理卿)是中共華北敵後情報工作的總負責,許建國就地下情報工作的宗旨、特點、策略及行動的細節等,向李才做了詳細的指示。為適應新的在敵後隱蔽的密臺建立和運用環境,李才開始瞭解城內生活的細節、風俗,背熟了北平地圖上各種地標及街道方位,預編好應付敵人盤查的說辭,衣帽鞋襪穿著裝束等也都做了精細的準備。
1941年3月9日,在交通員的掩護下,李才秘密潛入北平,順利地與中共潛伏在北平的情報組組長陳叔亮取得了聯繫。
在陳叔亮的安排下,李才落腳點為“義和冰窖”(中共地下交通站)經理陳耀華家。隨即,移至西直門內的元通祥絨線鋪,化名李金生,以“帳房先生”的身份為掩護,在北平成功潛伏,組裝電臺的工作也隨即秘密展開。
與李才一同進行密臺情報的是何長謙。何長謙是混血兒,公開身份是輔仁大學助教。其夫人方文清,是大漢奸方宗鼇的女兒。何長謙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有相關的資料和參考書籍。
倆人冒著敵偽隨時盤查的危險,加緊接頭聯繫。他們選擇在暮色朦朧的黃昏在路邊邊走邊研究討論細節;機器裝試“工作間”設在何家,平時李才不方便出入,只有等何尋找理由將家人打發出門,李才再悄然過去與何共同組裝;日本人對電訊器材管制極嚴,普通的收音機只限於聽城市廣播,聽短波就是違法。所有發射器材,功率大一些的真空管,市上根本買不到,一些器材零件就靠何以輔仁大學物理實驗室的名義去定制。

陈叔亮(后来成为外交家)夫妇

到了最複雜的是發報機調試階段,家裏不行,須另選場所。他們就利用一個外國醫生8月份到北戴河避暑其診所托何代管的機會,一連十多天在診所內揮汗調試。終於,他們按線路圖裝成了一部發報機。但在發送信號關鍵技術環節上,以他們的技術水準,一時無法解決。
1941年的10月份,李才得到了向上級彙報後傳回賴的指示:電臺在城內不易製造,先在根據地內組裝調試後運進成來直接使用為好。同時為了隱蔽工作的環境安全,上級決定,把李才的妻子周時也調入北平,把家庭組織起來,便於社會掩護,站穩腳跟。
1942年2月初,周時奉命化裝前往北平。因當時負責秘密交通的同志,一時疏忽,為其製作了妙峰山下澗溝的“良民證”。可當時此地尚未發此證件。因而被敵發現疑點,扣押在北京西溫泉日本憲兵隊。
1942年2月9日(農曆臘月廿四)上午9時,一個穿長袍戴墨鏡的素不相識的人闖進了元通祥商鋪。開口就找“李金生(李才即張友恒的化名)。他對張友恒說:“我是日本憲兵隊的李級三,奉憲兵隊長之命來傳你去問話……你的妻子有點麻煩,請你辛苦一趟……12點鐘我來帶你一同出城。”這一情況太重要也太突然,很顯然,周時出事了!這關係到我們情報組織的安全。情況緊急,李才打破常規紀律要求,直接找到陳叔亮彙報了情況。
他們一起分析了眼下的情況:周時被捕,可能已暴露,李若去憲兵隊很可能也被扣押,危險存在。李才立即轉移,可以脫險。但一走必然引起敵人的警覺,元通祥商店跑不了,敵人必然追究。該店經理吳棟臣膽小怕事。吳是陳耀華派來的人,必然會涉及,而陳耀華的義和冰窖(地下交通站)還掩護著鄭大堃,又會涉及到陳叔亮。這樣牽一發而動全身,中共華北情報系統在北平的情報網,就會全盤動盪。
經過進一步縝密的分析判斷,他們很快就形成了共識:第一,城內的中共情報網沒有暴露,沒有破綻;第二,周時被扣,但案情不明。特務是來傳訊不是捕人。即使周時處有破綻,李才仍可咬定與之音訊斷絕多年,加以搪塞;第三,來人是個漢奸隊的特務,已流露了敲詐錢財的神氣。只要特務要錢就可以收買,有空子可鑽。第四,估計了李才的心理素質等自身條件,能夠與敵人周旋應對。最後,陳代表組織做出決定,同意李才出面去應付敵人,見機行事。陳叔亮當時就給了李才一百元錢,讓他馬上返回元通祥商店。
果然,與陳叔亮和李才的預案相差無幾,李才成功賄賂了漢奸特務李級三,並且在日本憲兵隊和妻子通過默契唱起了雙簧。
1942年3月8日,周時成功的擺脫了憲兵隊,連夜返回平西抗日根據地。
1942年5月1日上午10點左右,陳叔亮情報組的周梅影突然來到元通祥商店。李才知道發生嚴重情況。周梅影的丈夫是李振遠,他們曾共同在中社部棗園訓練班接受訓練。但他們沒有工作聯繫,從不見面,元通祥這個秘密地點,周梅影不應該知道。她的突然出現,必然是有緊急情況。果然,通過簡短的查詢,李才接受了周梅影報警,陳叔亮已於昨夜被捕,現在家中仍有特務守候。周梅影讓李才必須於當日下午三時在西皇城根與李振遠聯接頭。李振遠時任北平情報組的副組長。下午接頭後,李振遠要求李才迅速撤離。
1942年5月2日,李才離開了北平,輾轉半月後,終於返回抗日根據地,回到根據地,許建國同志肯定了張友恒(在根據地用回原名)在北平的工作成績,同時也分析總結了存在的問題和經驗教訓。
1942年8月初,李才(即張友恒,任務開始即用化名)又接受了許建國的潛伏任務:潛入天津,儘快建立平津情報聯絡站。
因為,經過幾年的努力,在平津一帶以至東北瀋陽、南方的上海都有了掩護條件優越、很有情報作用的秘密力量。但南北漫長、地區分割,交通聯繫又十分困難。中共的指示不能及時傳達到,各地情報也不能及時上報,嚴重影響了情報網發揮作用。許建國指示李才:要利用天津在華北地理位置上的優勢及鐵路交通上的便利條件,溝通各地情報組織與根據地領導上的聯繫,改變這種上下梗阻、交通不暢的困難局面;加強秘密交通線建設,改善秘密交通線人力少、太慢,不適應鬥爭需要的情況。
而此時,日偽對晉察冀邊區的“掃蕩”開始了。李才又一次冒著路途上的危險,獨自出發。由於日寇殘酷的“五一大掃蕩”,沿鐵路公路,到處是壕溝碉堡、實施關卡封鎖。李才憑著過去一年多隱蔽工作的經驗,對地形的熟悉,他選擇沿滿城、徐水、定興這條秘密交通線,於夜間爬溝涉河,然後化裝成商販先潛入到北平。
在並未暴露的“義和冰窖”,李才和陳耀華重逢,帶上鄭大堃一同乘火車來到天津。
鄭大堃就是天津人,對那裏的情況很熟悉。他的父親和弟弟仍住在天津,也還有一些親戚朋友。李才的戶口先落在鄭的父親名下,以鄭家店鋪“同生號”店員的名義報上戶口,領取了天津市居民的證件。
1942年11月,李才當上了天津“天一西服店”的副經理,重新領取了身份證件。不久,周時也調來天津協助工作,他們在蘇州路租了房子,以商人家庭為掩護,開始了工作。
李才不辱使命,數月之內便與潛伏在津的個情報組取得聯繫併發展了一批情報關係。
1943年初,他又奉命乘火車赴上海,實地考察瞭解李時雨工作情況。
李時雨在今天已經被坊間譽為中共十大傳奇特工之一了(黃渤主演的電視劇《鋒刃》,我覺得有一部分就是李時雨原型素材塑造而成)
在上海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李才對上海地下情報工作的狀況有了深入的瞭解。返津後,立即向組織建議派遣北平情報網的楊寧到了上海,由李時雨安排在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內,協助其工作,與李時雨夫婦三人組成黨小組,使上海的情報工作有了很大的發展。
1942年夏,李才又在津浦鐵路押運郵車的郵務員中,物色了一個秘密交通員,隨車往返於天津、浦口之間。上海密寫的經過偽裝的情報材料,就由他隨車帶回天津,交給張友恒,使他得以及時把原件轉送回解放區。由於組織嚴密,這條秘密交通線始終安全運行,未遭破壞。
1943年底,李才再奉北方分局社會部令,動身北上瀋陽,考察瞭解那裏的情報工作情況。
1943年12月15日至25日,李才先後接見了潛伏在偽滿政府的軍政、員警和金融等要害部門的14名同志。這些同志大都是各自部門(偽滿)的中堅,手握實權,有極好的搜集情報的條件……通過親自考察,李才看到了一支組織嚴密、信仰堅定且極負獻身精神的情報隊伍。他向同志們傳達了北方分局社會部的有關指示,按照組織要求解決了一批優秀分子入黨問題,並且協助部署安排了今後一段時間的工作。返回天津後,李才很快與東北派駐山海關的同志建立了聯繫,加強了秘密交通線建設,確保了東北地區與關內的資訊暢通。
1944年1月8日,張友恒把一份“滿洲國工作報告”(此報告今天仍保存在國家安全部檔案館)上報社會部,使許建國和社會部領導對東北情報組織的真實狀況有了全面的瞭解和掌握。
1944年3月,北平及東北的情報網負責人之一的陳卓毅曾和大漢奸馬鶴籌“私教甚篤”,馬現在已是“華北剿共委員會”的主任。於是,李才安排陳卓毅出面,以“親戚的孩子,想出來混口飯吃”的藉口,讓馬鶴籌把他介紹到天津“剿共委員會”,在調查處當雇員,化名李叔剛。“天一西服店”的副經理又變成了“剿委人員”。利用這個特殊的身份,身穿草綠色協和服,手持“剿委”證件的李才,從天津到北平,或者回解放區彙報工作都一路暢通,十分方便。同時,在這個組織裏,他又可疑接觸到(該部門)所有的情報通報和調查材料,許多重要的情報,他都及時送回了根據地。
1945年10月,抗戰勝利後,張友恒(用回原名)奉命撤回張家口。與老領導許建國,陳叔亮兄妹和鄭大堃等從平津歸來的戰友團聚。他任科長的社會部情報科,已發展成有30多名精兵強將的大隊伍。
張友恒在張家口度過的每一天,都是“充滿戰鬥、充滿喜悅的日子”
隨著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停戰協定”進而發動內戰,在美國的支持下,蔣政府搶佔並控制了北平、天津、華北各大城市及鐵路幹線。堅持平、津的情報陣地並保證在鬥爭中發揮作用,迅速組建秘臺,就成為隱蔽戰線新的頭等任務。
1946年9月,許建國決定,派張友恒再回北平做地下工作。任務是:籌建新的秘密電臺,視察新的情報組織,完成社會部交辦的任務。
1946年9月9日,張友恒(再度化名李才)離開張家口, 14日又重新潛入北京城。這次和李才一起的是劉致祥。
劉致祥的家就在北京城內,他的母親弟妹則住在北京西郊東埠頭村的家裏。此處西接溫泉、妙峰山,東連海澱、頤和園,正處中間地帶,是電臺進城的極好的夜間,妙峰山交通站的武裝人員,將電臺的機器運送到東埠頭村的劉致祥的家裏。
回到熟悉的北平,不再是元通祥商店的“管賬先生”,而是“怡和化工廠”的“營業主任”,該廠廠長叫陳慶霞,老情工陳耀華的兒子。
李才在北平很快就打開了局面。為安全順利地把電臺帶入城內,他設法通過關係租用了國民黨長官部的轎車,並且約上一名交際花陪同,暢行無阻地出城。在郊外“邂逅”了等在路邊的“熟人”劉致祥。接著,又順理成章地“為朋友幫忙”,把劉自行車後的“東西”(電臺)“捎”進了城內。(這就是老電影《地下尖兵》的原型素材)
彼時中共在平津的情報組織,已是飛躍的發展。李才根據要求與原來潛伏關係接上了頭後,又分別與平津兩地的張勉學(女)情報組、王森情報組、劉青山情報組等新的情報網取得了聯繫。同時,接管了日本投降後打入國民黨11戰區前線指揮所參謀處的劉光國情報組。經過瞭解、教育、經營和鞏固了近一年的時間,於1947年初,交由社會部新派入北平的甘霖同志領導,很快使這支隊伍成為許建國同志直接指揮的一把“插入敵人心臟的尖刀”。(改組曾為“清風店戰役”、解放石家莊和粉碎傅作義偷襲西柏坡陰謀傳遞了極為重要的情報)
特工戰場雖然看不見硝煙,其鬥爭的慘烈同樣殘酷無情,北平某重要情報網情報關係潛伏人員曾被國民黨特工機構偵破,不少情工人員犧牲或者消失了。有的留下了姓名,更多的成為無名英雄(無名烈士)
1948的4月下旬起,北平情報組織周邊,不斷出現險情。李才得到了中統內部情報:“劉致祥曾去過張家口,是八路軍。現又回到北京,形跡可疑”。材料被我內線人員壓住,向李才報警。劉隨即撤回妙峰山交通站暫避。隨後,又相繼發生幾起週邊情報人員被捕的事件。李才迅速轉移至天津,有緊急事務才臨時來北平,事畢即返。
1948年6月14日,李才乘晚班火車從天津來到北平,住在東直門南小街。第二天上午,在分別與有關同志見面交代工作後,按約定,下午兩點到東四與劉致祥接頭。
當時正值午休時間,炎日當空,街上行人寥寥。他們具體約定的接頭地點,是一牛奶場門前的閱報牌前。按習慣,李才提前來到閱報牌的對面觀察情況,未發現可疑。兩點整,劉致祥推著自行車出現在閱報牌下。李才馬上走了過去,二人對視之後,即默默離開該處並排向南走去。突然,背後有人喊“站住!”李才一回身,發現一壯年人從後面疾步趕來,又喊“你們兩個站住!”張的第一反應是:暴露了!李才突然發現路東停有一輛黑色汽車,這是一場有預謀的路上抓捕。當特務上來用手拉李才時,李才迅即用手中皮包甩向特務頭部,訓練有素的特務早有準備,伸手就抓住了李的後衣領。李才撒手甩掉皮包,雙臂向後一順,就勢脫掉了上衣,向南跑去。這時,敵人從後面連開兩槍,李才右腹中彈,摔倒在地,但他立即捂住傷口扶牆站了起來,轉身向南,不顧一切地拼命疾跑。憑著對北平街道的熟悉,繞胡同三拐兩轉,甩掉了敵人。與此同時,劉致祥也趁機騎車逃離現場,連夜出城,回到瞭解放區。這在當時轟動北平,稱為“6.15事件”。事後瞭解到,劉致祥進城借住在謝文凱家裏,而謝文凱曾被捕,已被國民黨特務機構控制,謝出賣了劉致祥。特務跟蹤劉致祥,發現了前來接頭的李才。

张友恒(化名李才)

李才負傷脫險後,隱藏在北海小石作13號一位隱蔽戰線人員家中。馬上用電話向有關同志報警。同時,也通知了甘霖,讓他向許建國同志轉告北京發生的情況。
兩個月後,張友恒傷口痊癒。1948年8月下旬輾轉回到瞭解放區,平山縣的東冶村。結束了他秘密情報工作的潛伏生涯。
解放後,他進入河北省公安廳任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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