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末代皇帝溥儀被蘇軍俘獲後 引渡回國內幕(美國美中報道)

1912年2月12日,6歲的溥儀在隆裕太后的監護下,舉行最後一次朝儀,正式宣告退位,統治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束。1932年3月,在日本關東軍的扶持下,溥儀在長春出任日本傀儡政權“滿洲國”執政。1934年,“滿洲國”改國號為“滿洲帝國”,溥儀改稱“滿洲帝國皇帝”,年號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後,溥儀被蘇軍俘獲,送往蘇聯,先後被囚赤塔、伯力監獄。1950年8月1日,蘇聯政府把以溥儀為首的58名偽滿俘虜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戰犯時期的溥儀

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9日蘇軍進入中國東北境內向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10日,最末一任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同他的參謀長秦彥三郎向溥儀宣佈日軍要退守南滿,偽滿的“國都”要遷往通化,必須當天動身。關東軍高級參謀吉岡安直危言恐嚇溥儀:“陛下如果不走,必定首先遭受蘇軍的殺害!”8月11日,溥儀和隨身官員及家屬乘火車南逃。13日,溥儀一行到達通化縣大栗子溝,淒悽惶惶投宿在栗子溝煤礦原日本礦長的住宅。8月15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當天,溥儀在偽滿大臣、參議面前宣讀了“退位詔書”,歷時十三年零五個月的偽滿洲國宣告結束。據溥儀之弟溥傑回憶:從新京捧來的清皇朝歷代祖先的牌位,也在這裏被全部燒毀。
1945年8月16日,吉岡安直通知溥儀即刻動身去瀋陽,再從瀋陽轉機飛赴日本,只允許帶幾名隨行人員。溥儀懼怕日本人會殺他滅口,裝出高興的樣子,挑選了弟弟溥傑,兩個妹夫潤麒、萬嘉熙,三個侄子,隨侍李國雄,醫生王子正等人,臨行時溥儀對哭哭啼啼的皇后婉容和福貴人李玉琴安撫說,我等著你們到日本來。其實連他自己也不知道前途和命運將是怎樣的。16日上午11時,溥儀、溥傑和吉岡等所坐的飛機抵達瀋陽機場。就在他們在機場休息室等候另一架飛機的時候,傳來一陣震耳的飛機聲,但是著陸的不是他們所等待的飛機,而是蘇聯飛機。一隊隊手持衝鋒槍的蘇聯士兵立即將機場上的日軍繳了械。正等待換乘大飛機逃往日本的溥儀,被蘇軍不期而俘。過去的許多文章認為溥儀的被俘是日蘇之間的秘密交易。這事甚至連身臨其境的溥儀的隨侍李國雄都這樣認為,他在口述的《伴駕生涯》一書中稱:“溥儀在瀋陽機場被俘,難道是偶然間遭遇了蘇聯傘兵嗎?我親身經歷了這次被俘過程的一切細節,我認為溥儀是作為日本獻給蘇聯的投降禮物而去瀋陽的,不過這是上層之間的事,吉岡和橋本當了陪送品而不自知。”
然而,1945—1946年出任瀋陽衛戍司令的蘇聯少將科夫通·斯坦克維奇,卻在他所寫的一篇回憶錄中,這樣描繪俘虜溥儀的經過:1945年8月20日他到瀋陽,時任遠東方面軍司令的普裏圖拉將軍十分高興地對他說:“我把皇帝從日本人鼻子底下運到了赤塔。我們的飛機在機場降落時,我們當中誰也不知道,在這裏,在瀋陽竟有個溥儀。種種跡象表明,他準備飛往日本。不管怎樣,我們在機場上見到了準備起飛的飛機,這引起了我們的注意。此時,一位身材端莊,還十分年輕,身穿軍服的人向該機走去,我們攔住了他。經過詳細追問才搞清,這正是皇上,我決定捉住他,剛好我們的飛機正在起動。通過翻譯,我開始與溥儀談話,不露聲色地將他擠向我們的飛機。當他走向我們的‘利—2’號飛機時,我們有禮貌地繳了他的槍,讓他坐上飛機,把他護送往赤塔。一切做得如此神速,以至於溥儀的警衛和機場工作人員在我們的飛機升空後,才明白所發生的一切。這個傀儡的活動就此結束了。”
以上陳述,表明溥儀一行是準備逃往日本,在瀋陽機場轉機時被剛降落的蘇軍恰巧碰上而被俘虜的,並不是像有些文章稱的溥儀被俘是個謎,是日蘇之間的秘密交易。要是真有預謀,蘇軍會嚴密監控機場,而決不會出現溥儀已在機場候機,蘇軍飛機降落後,經詳細詢問才知道誰是溥儀這等事的。
溥儀的被俘,對蘇聯來說是它獲得了對日宣戰,進入中國東北打敗日本關東軍、粉碎偽滿洲國一個最大、最具象征性的戰利品。他們有了這個日本扶植的傀儡、身份特殊的知情人,在爾後的對日交涉中以至同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談判中無疑會增加不少籌碼。
對溥儀來說,被蘇軍俘虜是他意外的生路。如果逃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下的日本將會把他立即引渡回中國,他將落入國民政府手中。溥儀很可能遭到陳公博、周佛海那樣的下場。

1945年8月17日晚9時許,押送溥儀一行的飛機到達赤塔機場,隨即溥儀等人被蘇軍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衛戍司令部。在衛戍司令部,衛戍司令向他們宣佈了“從現在起將你們拘留”的命令。溥儀聽了雖覺刺耳,但仍為能留在蘇聯免遭一死而感到高興。經過初審,一個月後他被遷往哈巴羅夫斯克(伯力)第45收容所。
溥儀在蘇聯拘留期間,一直享受優待,一日三餐非常豐盛,還有麵包、果品、奶油之類的午茶。他從不參加勞動,生活起居一應都由三個侄兒和原隨侍侍候。溥儀也從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們的請安。他虔誠誦佛念經,每天跪床修行功課,還讓隨侍和侄輩放哨,好讓他擺弄諸葛神課、金錢卦等玩意兒,占卜自己的不測命運。他的這些做法,從未受到蘇軍干預。蘇聯對他的寬容使他認為蘇聯主要是要懲罰日本戰犯,不會對他怎麼樣,他便生出一個想逃避祖國人民懲罰的幻想:先設法在蘇聯留下來,再伺機從蘇聯遷往英美去做寓公。他帶著的大批珠寶首飾等貴重物品足夠他後半生花銷的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溥儀在蘇聯的五年間,除了多次口頭向蘇方提出申請以外,還三次上書蘇聯當局,申請准許他永遠留在蘇聯。1947年12月9日,溥儀在伯力監獄寫了一封給“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的“請願書”,其中寫道:“餘茲再三以最大誠意與熱烈之希望,懇請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俾遂餘能長期居住於蘇聯邦內,得以研究新學識。此餘惟一之夙願,故不顧繁瀆。更申言之……茲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蘇聯邦之仗意(義)出師一舉而擊破根深蒂固之日本關東軍,不獨解放全東三省之人民,即餘亦因此而得脫出日本軍閥之桎梏。此餘精神上之生命復活也。”“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蘇聯邦當局允許餘赴東京而為對裁判日本戰爭犯罪人法庭之證人,因得一洗十餘年來之積恨可恥。此更餘所引為意外之歡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蘇聯邦之所賜也。”“故餘對於既拯救餘之生命並允許餘為精神上之刷洗兩事,實為餘極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後餘願以一介人民之資格,願對於蘇中兩國人民之永遠親愛、永久團結、永久幸福事項盡餘全心全力,而努力前進。”“以上乃餘之至誠決意,是以再三申請,敬候核奪焉。”
等了許久,未獲回音。1949年7月29日,懷著更加急不可耐心情的溥儀直接給史達林寫了“申請書”:“我最希望居住蘇聯邦,所以我再三向您表示我的心懷。”“我在滿州名為皇帝,而其實是日本關東軍的俘虜。當我回憶到一九四五年蘇聯邦為拯救全世界人類開始向日本帝國主義進舉的第一天,日本軍閥即強迫我往通化。彼時我雖不知蘇聯為何種國家,但是我的心中想雖然是所謂的‘我的帝國’即因此而崩壞,亦是我願意的事情。因為誰能驅逐了日本的關東軍誰就是人民和我的朋友。日本軍閥更強迫我赴日本,不意在奉天為蘇軍所解救。先至赤塔後移往伯力,備受蘇軍當局內務局長及所長以下全員種種厚待,一切皆甚安適。彼時我方開始讀蘇聯各種書報。在我四十年第一次讀您的著作……我方認識蘇聯邦真是全世界上最民主最進步的國家,而且是各勞動人民和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救星和柱石。”“中國人民依共產主義方得到今日之民族解放自由極(及)獨立。即以滿洲人民和我個人而論,如不蒙您的援救,早為日本軍閥所覆吞。又蒙蘇聯政府允許我赴日本在國際軍事法庭作證言人,說明滿洲人民十三年中所受之種種痛苦和恥辱。所以我對於政府和您的衷心感謝和欽佩那是極當然的,真是說不盡的。在前曾提出請求願留居蘇聯邦,雖尚未蒙答復,可是我自己認為同蘇聯人一樣的關懷和盡心蘇聯的發達和興盛,並且我願意同蘇聯人一樣的工作和努力,以報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許我居住蘇聯邦內。”
溥儀的這兩份親筆上書,可在俄羅斯國家檔案館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躍然紙上。
為了達到留在蘇聯的目的,溥儀還不惜討好蘇聯的官員和看守所人員。對他們的一言一語都恭敬從命,對他們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應。在恐嚇和敲榨面前,溥儀更是戰戰兢兢地把攜帶身邊的貴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位蘇聯翻譯抓住了溥儀的心態,屢屢得手。有一次他故意對溥儀說,第一批送回中國的人已全部被判了刑,有的還判了死刑,如何如何。嚇得溥儀又一下送了他好多東西,以求他幫忙不被送回國去。其實蘇聯政府對溥儀的申請還是非常重視的,內務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在收到申請書後,分別於1947年12月和1949年9月9日、9月20日三次給史達林、莫洛托夫、貝利亞作書面報告。他在1947年12月的報告中稱:
“被拘留的前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關押在位於哈巴羅夫斯克市的內務部第45號特別看守所內,現向蘇聯政府提出,請求允許他在蘇聯生活。”“連同溥儀向蘇聯政府提出的請求信,還送來了溥儀的侄兒的請求信,要求留在蘇聯……以求有可能研究最新科學成就和溥儀一道工作。”
這位內務部部長在1949年9月9日送呈溥儀1949年7月29日請求信譯文的報告中又稱:“溥儀請求允許他在蘇聯永久居住,他希望在這裏‘像蘇聯人一樣,為蘇聯的發展和繁榮而工作。’請定奪。”
他1949年9月20日的報告中再次稱:
“溥儀在他的請求信中感謝蘇聯政府對他很好和將中國人民從日本壓迫下解放出來,同時請求允許他永久居留蘇聯,他解釋他的動機是渴望為蘇聯以後的發展而工作、勞動。”1946年3月28日《中央日報》曾以“傀儡溥儀將交我國”為題,報導國民政府宣傳部長吳國楨聲稱溥儀即將移交中國方面的消息。爾後還曾有一條短訊報導說:“中國希望引渡溥儀,蘇方並已一度允諾。然目前複予保留,這顯然是作為討價還價的依據。”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傑在日記中也記載了1946年3月7日蘇聯駐華大使來訪一事,說他詢問國民政府對溥儀之命運是否關注,以試探國民政府對溥儀的態度,想以溥儀作為當時蘇聯撤兵東北和中蘇經濟合作會談中的一個籌碼。
1946年8月29日,溥儀還在遠東軍事法庭作證,國民政府再次向蘇方交涉引渡溥儀一事。蘇聯考慮自身利益,未置可否。當時有位西方遠東問題學者就此撰述專論,猜測蘇聯拒絕將溥儀引渡給中國政府,是準備將來把溥儀送回東北,利用他成立傾向於蘇聯的“緩衝國”,就像日本利用溥儀一樣。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再拘留溥儀已沒有實際意義,他不再有利用價值,甚至還將成為一個包袱,所以從1950年3月起,蘇聯內務部多次書面請示蘇聯最高當局擬將溥儀引渡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1950年3月3日,蘇聯內務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又書面報告史達林、莫洛托夫、貝利亞、馬林科夫、維辛斯基,就如何處理被關押的以溥儀為首的偽滿洲國官員、將軍以及溥儀的親信、親戚共58人及保存在蘇聯內務部的溥儀的貴重物品(價值47.3萬盧布)、偽滿洲國官員的貴重物品(價值47.6萬盧布)等問題提出了內務部的具體意見:
(1)責成蘇聯外交部(維辛斯基同志)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有關上述在押中國人的情況,瞭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將這些人引渡給中國當局是否感興趣;(2)在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之後,按所附名單將58名在押中國人連同屬於他們的財寶交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處理。
1950年7月6日,內務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外交部部長A·葛羅米柯在聯名給史達林的書面報告中提出:今年7月1日,周恩來在與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使羅申會談時聲明,如果蘇聯政府認為移交溥儀是適時的,中國政府準備接受。對此,蘇聯內務部和外交部認為:應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說明蘇聯政府準備將溥儀和他的隨從人員移交中國,並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告知移交這些人的地點和時間。
經中蘇雙方多次協商,交接地點定在中國境內的黑龍江省綏芬河車站,時間為8月1日。蘇方移交工作由蘇聯拘留管理總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負責,中方確定由東北人民政府外事處處長陸曦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外交部負責接收。

蘇聯把偽滿戰犯引渡回中國這一決定,在偽滿戰俘中引起很大震動。大多數偽滿戰俘感到高興,他們希望早點結束異國他鄉的囚徒生活。以偽滿洲國總理大臣張景惠為首的36名大臣和將軍,曾於1949年5月4日聯名致函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表達了要求回國的迫切願望。他們在函中寫道:“我們讀到了您於4月1日給傅作義將軍的回電,電報中您劃清了有罪和無罪的界線,指出了應走的道路,給予我們徹底自新的機會。”“我張景惠和其他人,雖然置身祖國疆土之外,仍不能不為中國的光明未來而興高采烈。如果容許我們回到祖國並保留我們的性命,我們發誓要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在建設新民主主義國家方面,履行自己的公民義務。”


但是,引渡回國這一消息對溥儀來說如上刑場。他惶恐不安。1959年10月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認罪會上的發言中就詳述過那時的心態:“1950年蘇聯方面送我回祖國時,便認為這是把我送上了死路。因為一想到蘇聯十月革命勝利後,是怎樣對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精神就緊張;在中國歷史上,每當改朝換代,前一代的高官顯宦,尚不能倖免,何況曾是清朝末代皇帝的我呢?想到被推下皇帝的寶座後,張勳復辟被利用過,日寇統治東北14年中,又當上了偽執政和偽皇帝,共產黨還能不嚴厲處置我?在報紙上,看到土改運動中,人民是怎樣對待地主、惡霸的,尤其聽到第一批從蘇聯被送回國的漢奸中,有幾名偽省長級的人,被處死刑的風傳,我就信以為真,更難入眠了。就這樣,在惶惶不可終日的心情中,離開了蘇聯,被送回祖國。”
1950年7月30日,溥儀一行從伯力登上歸國之程。蘇方把溥儀安置在條件較好的蘇聯軍官們的車廂裏,還為他準備了啤酒、糖果等。一位大尉還好心開導他說:“回祖國總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你放心,共產黨的政權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中國的黨和人民氣量是最大的。”可是溥儀總覺得這些話是誆他的。所以他一直不吃不喝,坐臥不安。在一天一夜的旅途中,他腦海裏難以抹去在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的那一幕,一個美國律師對著他大聲呼喝:“你也是罪犯,你終究要受到中國政府的裁判的!”
8月1日晨,載著偽滿戰俘的專列到達綏芬河市對面的伏羅希洛夫城。中方代表陸曦與蘇方代表科富托夫中校會晤,商議交接辦法。為保證交接工作的順利進行,雙方決定由雙方各出數名武裝戰士,在中蘇雙方專列之間,間隔一定距離,對面列隊,中間形成通道。由中蘇雙方工作人員按名單依次點名呼喚,戰犯聽到叫名,從蘇方車上下來,複誦自己姓名後,經通道走過,登上中方車廂。這次接收的偽滿戰俘有溥儀及其親屬8名,前偽大臣13名,偽將官23名,偽校官1名,偽外交部職員13名。此外,還有屬於他們的貴重物品,在雙方代表監視下,由蘇方保管該財物的兩名軍官移交給中方,中方接收後按清單,編成號碼,用火漆加封,送交東北人民政府公安部保管。
交接完畢,中蘇雙方簽署了移交書。移交書著重指出:蘇方由蘇聯俘虜拘留管理總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上尉阿斯尼斯交出58名偽滿戰俘及其屬於他們的貴重物品;中方由中國政府外交部全權代表陸曦負責全部接收。中蘇雙方順利圓滿地完成了交接工作。
1950年8月23日,蘇聯內務部部長C·克魯格洛夫給史達林、莫洛托夫等書面報告了移交情況:
“今年8月3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的這位代表移交了前滿洲國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及其隨員和前偽滿洲國政府的部長、將軍和官員共計58人以及屬於他們的貴重財物。”“到達綏芬河車站後溥儀寫下了如下內容的感謝信:‘在蘇聯居住期間,我受到蘇聯以及史達林大元帥的關懷。現在當我離開蘇聯領土時,我衷心為給予我的好心對待表示我最大的敬意和感激。我祝願蘇聯人民世代繁榮,祝願史達林健康長壽。’”
溥儀等人回國後,通過勞動、學習,接受改造和思想教育,逐步認清了自己的罪惡,得到人民政府的寬大處理。溥儀也於1959年12月4日獲得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法院特赦通知,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對從皇帝、罪犯到公民的巨大人生轉變,溥儀曾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寫道:“‘人’,這是我在開蒙課本《三字經》上認識的第一個字,可是在我前半生中一直沒有懂得它。有了共產黨人,有了改造罪犯的政策,我今天才明白了這莊嚴字眼的含義,才做了真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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