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上的開國中將,數量比開國上將都多(美國美中報道)

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個時期,在解放軍各大軍區的軍政主官崗位上,開國中將佔有一個重要的位置。據統計,在177位開國中將中,有41人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含大軍區代司令員、專兼職政治委員),在開國大將、上將、中將、少將中絕對數量最多。任職百分比占開國中將數量的23.2%,這一比例在四類開國將軍中,僅次於開國上將。
“文革”前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
1955年2月,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解放軍的大軍區由原來的6個改設為12個。到1956年4月,大軍區的數量達到13個。此時,隨著開國元帥級人物不再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一批開國將軍開始走上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文革”之前,有張達志、王恩茂、張國華、秦基偉、黃新廷、冼恒漢、譚冠三、張經武、廖漢生、梁必業、劉興元、劉培善、譚甫仁、袁升平、鐘漢華、蕭望東、李成芳、杜平、甘渭漢、曾紹山等20位開國中將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

1967年2月14日,王恩茂与各大军区领导受到毛泽东接见。

解放軍13個大軍區的首任軍政主官除了3個大軍區的政治委員由地方負責人兼任外,其餘均為開國上將和開國中將擔任。其中,張達志、王恩茂、張國華分別擔任蘭州、新疆、西藏軍區司令員;冼恒漢、王恩茂、譚冠三分別擔(兼)任蘭州、新疆、西藏軍區政治委員。不過,1955年設立的大軍區最初的規格還是有區別的,根據1955年5月20日頒佈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官編制軍銜表》顯示,瀋陽、北京、濟南、南京、廣州、昆明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的編制軍銜比照標準要比武漢、成都、蘭州、新疆、西藏、內蒙古(當時福州軍區尚未成立)司令員、政治委員的規格高一些。
“文革”之前,擔任過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中將有5人,除了張達志、王恩茂、張國華之外,還有兩人,即秦基偉、黃新廷。1957年9月,昆明軍區副司令員秦基偉從南京軍事學院戰役系畢業,接任軍區司令員;1960年8月,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黃新廷接任軍區司令員。

冼恒汉与皮定均合影。

“文革”之前,擔任過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中將有16人(含一位大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除了冼恒漢、王恩茂、譚冠三之外,還有13人。之所以出現數量較多的政治委員,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後期起一個大軍區設立多個政治委員,如南京軍區最多時設7個專兼職政治委員,其中軍隊幹部3人。
繼冼恒漢、譚冠三、王恩茂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之後,更多的開國中將開始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任職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還有6人。1958年11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中共西藏工委書記張經武兼任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59年10月,南京軍事學院院長廖漢生調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後改任第二政治委員),他還是當時國防部副部長中唯一的開國中將。1959年11月,濟南軍區副政治委員梁必業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廣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劉興元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福州軍區副政治委員劉培善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武漢軍區副政治委員譚甫仁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此時,排在大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之前的政治委員或第一政治委員大都還在地方擔任要職,工作重心在地方。

1981年在南京合影,左起:苏振华、聂凤智、叶剑英、廖汉生、杜平。

進入上世紀六十年代後,至“文革”爆發前,還有7位開國中將走上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60年12月,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袁升平接替梁必業,擔任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61年1月,解放軍軍事法院副院長鐘漢華調任武漢軍區第三政治委員,1963年12月任第二政治委員。1961年3月,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蕭望東被任命為軍區第四政治委員,1963年12月任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62年9月,武漢軍區副司令員李成芳被任命為昆明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63年3月,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杜平被任命為南京軍區第七政治委員。1965年11月,解放軍總政治部幹部部原部長甘渭漢調任成都軍區第四政治委員。1966年3月,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紹山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
“文革”之前,還有部分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因工作需要調到其他崗位。1960年12月,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梁必業調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部長。1963年12月,譚甫仁不再擔任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後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1965年5月,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蕭望東調文化部,先後任副部長、黨組書記、代部長。8月,中共西藏工委書記、西藏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張經武調任中央統戰部副部長。
“文革”期間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
“文革”期間,儘管解放軍的大軍區數量由13個減少到11個,但開國中將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數量卻進一步上升,有張達志、王恩茂、張國華、秦基偉、黃新廷、梁興初、滕海清(代)、曾思玉、陳康(代)、鄭維山、皮定均、王必成、劉興元、冼恒漢、譚冠三、廖漢生、劉培善、袁升平、鐘漢華、李成芳、杜平、甘渭漢、曾紹山、孔石泉、譚甫仁、陳先瑞、周赤萍、陳仁麒、賽福鼎·艾則孜、徐立清、王輝球、劉志堅、肖望東等33人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其中,梁興初、滕海清(代)、曾思玉、陳康(代)、鄭維山、皮定均、王必成、孔石泉、陳先瑞、周赤萍、陳仁麒、賽福鼎·艾則孜、徐立清、王輝球、劉志堅等15人是首次擔任。

杜平是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年龄最大的开国将军。

“文革”爆發時,有16位開國中將正在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上,其中張達志、王恩茂、張國華、秦基偉、黃新廷等5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冼恒漢、王恩茂(兼)、譚冠三、廖漢生、劉培善、劉興元、袁升平、鐘漢華、李成芳、杜平、甘渭漢、曾紹山等12人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
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不少時任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的開國中將“文革”初期受到衝擊。5位在職大軍區司令員中,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成都軍區司令員黃新廷、新疆軍區司令員王恩茂先後被打倒和受到嚴重衝擊,離開了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另外兩人中,1967年5月,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四川,後任四川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成都軍區政治委員等職,1972年2月病逝在任上。1969年11月,蘭州軍區司令員張達志調任炮兵司令員。
12位在職的大軍區政治委員中,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廖漢生、福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劉培善、武漢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鐘漢華、昆明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李成芳、成都軍區第四政治委員甘渭漢、兼任新疆軍區政治委員的王恩茂等6人在“文革”初期被打倒和受到嚴重衝擊,先後離開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其中,劉培善被迫害致死。1966年11月,西藏軍區政治委員譚冠三調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副院長、黨組第一副書記,後受到林彪、“四人幫”一夥的殘酷迫害。
另外,還有3位時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中將,在“文革”期間兼任過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冼恒漢一直在蘭州軍區政治委員崗位上,並擔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廣州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劉興元在“文革”初期接替黃永勝,並擔任廣東省革委會主任、省委第一書記,後調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瀋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後改任軍區政治委員)曾紹山在軍區司令員陳錫聯調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接任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

王恩茂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政治委员的开国中将。

其他兩位時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中將後來也被免職。“九一三”事件後,江青一夥進一步插手山東問題。1973年8月,山東省委第二書記、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袁升平被免去黨政軍職務,並遭關押囚禁四年。不過,袁升平的濟南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一職由於沒有辦理正式免職手續,使得一些權威的軍史資料都顯示他在濟南軍區的任職到1978年12月。1974年11月,南京軍區第七政治委員杜平(實際是當時軍區唯一的專職政治委員)在“批林批孔”運動開始後被免職。
“文革”期間,隨著一些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的調整,還有15位開國中將首次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其中,在大軍區司令員崗位上的有7人,1967年3月,成都軍區副司令員梁興初接替黃新廷,擔任軍區司令員;7月,瀋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接任武漢軍區司令員。1969年6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接任軍區司令員,之前他一度擔任軍區代司令員;11月,福州軍區副司令員皮定均接替張達志,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1971年6月,昆明軍區第一副司令員王必成接任軍區司令員,原司令員秦基偉已被打倒數年。此外,還有兩位開國中將擔任的是大軍區代司令員。1967年4月,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滕海清調內蒙古軍區,代理軍區司令員。同年5月,內蒙古軍區由大軍區改為省軍區。“文革”開始不久,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被打倒,在十分混亂的局面下,昆明軍區副司令員陳康一度代理司令員。

秦基伟是最后一位离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开国中将。

首次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15位開國中將中,在大軍區政治委員崗位上的有8人。1966年11月起,解放軍政治學院政治委員孔石泉調廣州軍區,先後擔任第四、第三、第二政治委員,政治委員。1969年6月,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陳先瑞被任命為軍區政治委員,1975年10月調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1969年8月,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周赤萍重返軍隊,擔任福州軍區政治委員。1970年12月,炮兵政治委員陳仁麒調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72年7月起,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賽福鼎·艾則孜兼任新疆軍區代理第一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1973年11月,解放軍原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複出,調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1975年3月,空軍原政治委員王輝球調任瀋陽軍區政治委員,8月改任軍區顧問。同年5月,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劉志堅調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
“文革”期間,在複雜的政治環境中,首次擔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也面臨許多考驗。1971年1月,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因“華北山頭主義”問題被打倒,沉冤多年。“九一三”事件後,成都軍區司令員梁興初、福州軍區政治委員周赤萍、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陳仁麒因涉及林彪問題被隔離審查。
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時任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中,“九一三”事件後,一些人先後複出,重新走上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1973年7月,原昆明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複出,擔任成都軍區司令員。1975年2月,原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時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的廖漢生調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
另外,在“文革”前離開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的開國中將,也有的在“文革”期間重新回到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1968年5月,工程兵政治委員譚甫仁調任昆明軍區政治委員,並兼任雲南省革委會主任。1970年12月,譚甫仁不幸遭兇手槍殺。1975年8月,原文化部代部長蕭望東複出,調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
1973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對解放軍的8個大軍區司令員進行對調。其中涉及到兩名開國中將,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調任濟南軍區司令員;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調任福州軍區司令員,1976年7月因飛機失事殉職。在當時11個大軍區司令員中,開國中將占4人。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因任職時間較短等原因,沒有對調交流。
“文革”期間,除了張國華之外,還有兩位開國中將由大軍區軍事主官改任政治主官、政治主官改任軍事主官。1975年10月,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調到北京軍區,改任第二政治委員;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劉興元則改任成都軍區司令員。
“文革”結束後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的開國中將
“文革”結束後,有曾思玉、王必成、秦基偉、劉興元、聶鳳智、吳克華、杜義德、饒守坤、張才千、鄭維山、冼恒漢、曾紹山、孔石泉、陳先瑞、賽福鼎·艾則孜、徐立清、廖漢生、劉志堅、蕭望東、杜平、甘渭漢、李成芳、鐘漢華、向仲華、袁升平、王恩茂等26位開國中將擔任過大軍區軍政主官。其中,聶鳳智、吳克華、杜義德、饒守坤、張才千、向仲華等6人是首次擔任。
“文革”結束時,有13位開國中將正在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上。其中,曾思玉、王必成、劉興元等3人擔任大軍區司令員;冼恒漢、曾紹山、孔石泉、陳先瑞、賽福鼎·艾則孜、徐立清、廖漢生、劉志堅、蕭望東、秦基偉等10人擔任大軍區政治委員。
粉碎“四人幫”後的一個時期,相當一部分大軍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調整。1977年4月,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聶鳳智被任命為軍區司令員。1977年9月,鐵道兵司令員吳克華接替劉興元,擔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劉興元調任解放軍軍政大學政治委員。1979年1月,昆明軍區司令員王必成調任武漢軍區司令員;2月,成都軍區司令員吳克華調任新疆軍區(後改稱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
同大軍區司令員相比,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調整幅度更大一些,1977年8月,南京軍區原第七政治委員杜平復出,繼續擔任軍區政治委員。9月,北京軍區第二政治委員秦基偉被任命為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南京軍區政治委員廖漢生被任命為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孔石泉調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向仲華調任廣州軍區政治委員(後任第二政治委員),1981年5月病逝在任上;瀋陽軍區副政治委員甘渭漢被任命為軍區第二政治委員。同年12月,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李成芳重返軍隊,擔任武漢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8年12月,裝甲兵政治委員鐘漢華調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1979年1月,昆明軍區政治委員劉志堅被任命為軍區第一政治委員。
同一時期,也有部分開國中將離開了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77年6月,冼恒漢不再擔任蘭州軍區政治委員,並被免去甘肅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1978年1月,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賽福鼎·艾則孜不再兼任新疆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此時他的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也被免去。9月,曾紹山不再擔任瀋陽軍區政治委員。他的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省革委會主任的職務也被免去。12月,陳先瑞不再擔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改任蘭州軍區顧問;孔石泉不再擔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改任軍區顧問。
進入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後,幹部新老交替的步伐明顯加快,還有一些開國中將走上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1980年1月,北海艦隊司令員饒守坤接替曾思玉,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張才千接替王必成,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海軍第二政治委員杜義德調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同月,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秦基偉接任軍區司令員,重新回到大軍區司令員的崗位;烏魯木齊軍區司令員吳克華則調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此時,在11個大軍區司令員中,開國中將占6人,開國上將1人,開國少將4人。
此時,雖然沒有開國中將首次走上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但是有部分任職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中將的崗位進行了調整,個別開國中將則重返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80年1月,廖漢生由南京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調任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甘渭漢不再擔任瀋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調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中央軍委紀委書記;濟南軍區政治委員蕭望東被任命為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徐立清由濟南軍區政治委員調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6月任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袁升平、王恩茂則重返大軍區政治委員的崗位。1980年1月,袁升平由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調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系當時軍區唯一的政治委員);1981年10月,王恩茂重返新疆,擔任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不久兼任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此時,在11個大軍區的第一政治委員和排在第一的政治委員中,開國中將占7人,開國上將1人,開國少將2人,開國校官1人。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之後,幹部隊伍年輕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一些開國中將也退出了大軍區的領導崗位。同年10月,聶鳳智不再擔任南京軍區司令員;杜義德不再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張才千不再擔任武漢軍區司令員;吳克華不再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此時,原北京軍區司令員鄭維山蒙冤多年後複出,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
同月,退出大軍區政治委員崗位的開國中將數量更多。廖漢生不再擔任瀋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後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袁升平不再擔任北京軍區政治委員;杜平不再擔任南京軍區政治委員;蕭望東不再擔任濟南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李成芳不再擔任武漢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徐立清不再擔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鐘漢華不再擔任成都軍區政治委員;劉志堅不再擔任昆明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後任解放軍政治學院院長兼政治委員。時年74歲的杜平是離任大軍區政治委員時年齡最大的開國將軍。
經過1982年底的解放軍各大軍區領導班子的調整,繼續在大軍區軍政主官崗位任職的開國中將已為數不多。此時,僅剩下北京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濟南軍區司令員饒守坤、蘭州軍區司令員鄭維山、烏魯木齊軍區第一政治委員王恩茂等4人。
1985年6月,根據中央軍委的決定,人民解放軍的大軍區數量由11個調整為7個。隨後,各大軍區的領導班子進行了較大的調整。饒守坤不再擔任濟南軍區司令員;鄭維山不再擔任蘭州軍區司令員;王恩茂不再兼任烏魯木齊第一政治委員,後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王恩茂是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政治委員的開國中將。1987年11月,中央政治局委員秦基偉不再擔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後任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等職。時年73歲的秦基偉是離任大軍區司令員時年齡最大的開國中將,也是最後一位離任大軍區司令員的開國中將。至此,開國中將全都退出了大軍區軍政主官的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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