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豐銀行向美國提供關鍵材料,但不要忘了還有中國法律(美國美中報道)

9月28日,曠日持久的孟晚舟案再次在加拿大溫哥華開庭,本次法庭辯論的重心主要圍繞一份16頁的PowerPoint展示文檔。
根據美方的說法,孟晚舟在2013年8月與匯豐銀行的一場會議上使用了這份PPT做展示報告,掩蓋華為與其子公司Skycom的真實關係,在華為的伊朗業務問題上誤導了匯豐,導致銀行違反美國制裁規定。
孟晚舟律師則指出,美方誤導司法,其提供的PowerPoint證據缺失了在向加拿大執法機關提供的證據中,遺漏了其中兩頁的關鍵資訊,這些資訊表明華為並沒有隱瞞其與Skycom的真實關係。
而美方之所以能拿到這份PPT,匯豐銀行可謂“居功甚偉”。此前曾有消息稱,匯豐銀行此舉是為了避開美國司法部門核查。
儘管匯豐銀行和美國達成了“友好交易”,但不要忘了,這種行為已經違反了中國法律。
近期,媒體上報道了某金融機構涉嫌從其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獲取證據材料,並將這些材料提交給境外機構用於刑事調查和訴訟目的,須知,這些行為已經違反了中國的法律法規以及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可能導致相應的民事、行政或刑事法律責任。
一、境外司法機關從中國調取證據的基本條件和途徑
那麼,按照正常的法律途徑,境外司法、執法機構在民事訴訟、刑事調查或刑事訴訟中如需從中國境內調取證據,該如何做呢?
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調取證據的司法協助請求,無論是民事的還是刑事的,首先都應當通過中國法律國際條約所規定的途徑提出,沒有條約關係的,通過外交途徑進行聯繫。
因此,應當首先通過法定途徑向中國主管機關提出請求,由中國主管機關依法進行審查,並在通過審查後安排有關辦案機關協助執行。中國有一系列法律法規調整相關的司法協助活動,包括《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和中國締結或者參加的相關國際條約。
中國對外締結的民事和刑事司法協助雙邊條約,均指定司法部為中國對外接收或者提出司法協助請求的“中央機關(Central Authority)”,有些雙邊司法協助條約還根據對等原則同時指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或者最高人民法院為中方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中國參加的《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指定司法部和公安部合為中方刑事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中國參加的《聯合國反腐敗公約》指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國家監察委員會為中方刑事司法協助的“中央機關”。
二、《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的禁止性規定
這裏我們有必要著重介紹下中國在2018年10月26日頒佈的《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前文提到的作為聯繫途徑的“中央機關”在該法中被表述為“聯繫機關”,該法明確規定中國司法部以及國際條約指定的其他機關是“聯繫機關”。負責對外國調查取證請求進行審查並安排執行的主體是刑事司法協助主管機關,它們分別為國家監察委員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等部門。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頒佈實施對規範和完善中國刑事司法協助體制,填補國際刑事司法合作的法律空白和完善追逃追贓有關法律制度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使得協助外國司法機關在中國境內進行調查取證等刑事訴訟活動有了進一步的法律依據。
《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規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按照平等互惠原則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本法規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外國按照平等互惠原則開展國際刑事司法協助。國際刑事司法協助不得損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不得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基本原則。非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同意,外國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進行本法規定的刑事訴訟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向外國提供證據材料和本法規定的協助”。
根據該法第五條第二款、第十五條和第十六條的規定,外國執法或司法機關如需從中國境內獲取證據材料,均應通過中國司法部等聯繫機關提出請求,並取得聯繫機關和主管機關的同意。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憲法和法律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曾指出:“實踐中有外國司法執法機關未經中國主管機關准許要求我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提供相關協助,損害中國司法主權和有關機構、組織和個人的合法權益”。可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對維護國家司法主權、抵制外國的“長臂管轄”有著重要意義。
這裏需要解釋的是,《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所規定的刑事司法協助,是指中國與外國在刑事案件調查、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等活動中相互提供的協助,其中包括送達文書,調查取證,安排證人作證或者協助調查等。這裏所說的“調查取證”涵蓋所有收集、調取或提供證據材料的行為。外國機構、組織或個人為了境外司法訴訟或者執法活動的目的,在中國境內進行調查取證必須通過法定的司法協助程式,向中國指定的司法協助聯繫機關提出請求,需要獲得相關主管機關的批准並由該主管機關安排執行。
按照《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的規定,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為外國司法機關或執法機關收集、提供證據材料或其他形式的協助也必須經中國相關主管機關批准,否則將構成對《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的違反。
如果一家境外金融機構私自通過其在中國境內的分支機構獲取證據或從中國境內的證人處獲取證言,並為外國執法機關或司法機關正在調查、偵查、起訴或審判的刑事案件提供這些材料,這樣的行為當然構成對中國《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第四條禁令的違反。
三、向境外機構提供證據材料的其他限制性規範
在《國際刑事司法協助法》頒佈之前,中國法律也禁止任何人在未經中國主管機關許可的情況下從中國境內調取證據,或者向外國司法機關或執法機關提供在中國境內獲得的證據材料:
中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三款明確規定:“未經中華人民共和國主管機關准許,任何外國機關或者個人不得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送達文書、調查取證”。
相對於民事訴訟以及民事司法協助,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協助更多地涉及公共權力機關的職能分工和國家司法主權的行使問題,因而《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三款關於司法行為和司法協助主體的限制性規定,當然地適用於刑事訴訟和刑事司法協助領域。中國《刑事訴訟法》將刑事司法協助的主體限定為“司法機關”,第十八條明確規定:“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或者按照互惠原則,我國司法機關和外國司法機關可以相互請求刑事司法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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