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日軍留下的漢奸走狗都怎麼樣了？（美中報導）
1945年8月15日，日本電臺播出了裕仁天皇親自宣讀的《終戰詔書》，宣佈無條件投降。
在這場長達14年的抗日戰爭當中，呐喊衝鋒的勇士，挺身而出的壯士，慷慨赴死的猛士，視死如歸的烈士……他們都是民族的英雄。
而歷史是辯證的，有英雄，就有懦夫。這些懦夫很多都成為了中國歷史上最陰暗的辭彙：漢奸。
日軍投降後，日軍少部分作為戰犯被審判，大部分被遣返回國。可是，那些留在中國的漢奸們最後都怎麼樣了？
其實，早在1937年8月23日（八一三事變10天後），國民政府就公佈了《懲治漢奸條例》。但這個條例的象徵意義比實際意義更大些，那年月國民政府還在琢磨著和日本人和談解決問題呢，怎麼可能這麼容易就把中間人漢奸給懲治掉了呢？所以大小漢奸在東北、在華北、在上海都逍遙自在的很。
抗戰勝利後，飽受漢奸迫害的中國人民，十分渴望審判和懲治漢奸，全國民眾要求嚴懲漢奸的呼聲不斷高漲。
1945年12月6日，國民政府公佈了《懲治漢奸條例》的修訂版，其中第二條規定：通謀敵國而有左例行為之一者為漢奸，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犯前項各款之罪、情節輕微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有了這些法律依據，國民政府開始大批抓捕、審判漢奸，往日仗勢為非、不可一世的漢奸們大部分成了瑟縮待罪的囚徒。
1946年，對漢奸的審判陸續在各地展開。4月3日，偽新民會副會長繆斌率先受審，8日，被判死刑，5月21日執行，成為第一個受審並伏法的漢奸。接著，陳公博、周佛海、褚民誼、陳璧君等一一被推上審判臺。
最大的漢奸汪精衛因為1944年病死，逃過了處罰。但這不算完，蔣介石下令炸毀坐落在南京梅花山頂的汪精衛墳墓，還將其鑄成跪像，供萬人唾罵。
汪精衛病死後，陳公博任偽政府代理主席，成為繼承汪精衛的頭號漢奸。日本投降前夕，陳公博逃到日本，日本《朝日新聞》發了一則消息，稱陳公博已經自殺身亡。
但是戴笠很快就查明，陳公博並沒有死，於是國民政府向日本交涉。最終，日本將陳公博這些已經用完且沒有任何價值的漢奸交了出來。
1946年3月18日，江蘇高等法院對陳公博提出起訴，經公開審判，判處死刑。
陳公博都被判了死刑，那下麵的大大小小的漢奸也逃不了，偽立法院長梁鴻志攜全家躲到蘇州，後被軍統發現；1946年4月3日被押解進上海提籃橋監獄，於11月9日被執行槍決。
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於1945年10月5日在北平被捕，當年12月25日在北京北城炮局監獄畏罪自殺。其他大漢奸諸如王揖唐、林柏生、梅思平、丁默邨、殷汝耕等，都被執行槍決。
當然，這只是對大漢奸的懲處，對於一些在偽政府擔任職位的小漢奸，都會判處有期徒刑，讓他接受改造。一部分偽軍則就地解散，遣散回家，還有一些情節不嚴重的，判處罰款、拘留改造等刑罰。
從1945年11月至1947年10月，各省市法院審判漢奸結案25155件，判處死刑369人，無期徒刑979人，有期徒刑13570人。國民政府轟轟烈烈審判漢奸，可結果是，那麼多的漢奸，最後只槍斃了300多人。
國民黨政府審判漢奸不積極，可是借審判漢奸斂財卻是一把好手。看過《潛伏》的都知道，天津站站長吳敬中，借餘則成的手去敲詐大漢奸穆連成，否則就扣上漢奸的帽子。
其實，在當時的懲奸工作中，大量出現了利用、包庇漢奸的現象，一些官員收取漢奸賄賂為其開罪或減輕刑罰，如浙江安吉縣漢奸張裕祥、梁在祥賄賂官員成功脫罪，還有人借懲辦漢奸之機侵佔涉案財產，相關事件十分普遍。
這些問題從根子上就埋下了。比如國民政府頒佈的《處理漢奸案件條例》第三條第一款規定：“曾為協助抗戰工作，或有利於人民之行為，證據確鑿者得減輕其刑”。
那啥叫“協助抗戰工作”？啥叫“有利於人民之行為”？定義非常模糊。按這個標準，在追捕抗日戰士時，打偏的子彈，也能說是自己故意向天放槍了？至於誰來證明，那就靠一些國民黨政府的“接收大員”了。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向淪陷區派出了大量的接收大員，負責接收日軍和偽政府的資產，可是很快，這些接收大員們發現了來錢管道：接收漢奸。
你是漢奸？沒事，你只需要從我這裏買一張委任狀，就能證明你是被我派到淪陷區的地下工作者，為日本人服務也就成了工作需要，就能逃脫制裁。
而大大小小的漢奸為了逃避懲治，不惜花鉅款向“接收大員”賄買倒填時間的委任狀，於是一夜之間許多漢奸都變成了“地下工作者”。
你不是漢奸？也沒事，只要我看上了你的資產，我說你是漢奸就是漢奸，說你的資產是“逆產”就是“逆產”，這樣“接收”起來就更簡單了。鬧到最後，就連淪陷區的一些教授和醫院的醫生，因為掏不出錢來，也被打成了漢奸。
除此之外，國民黨政府的審判也趨於寬鬆，甚至不以罪行定罪，而是以職務來定罪。比如“偽維新政府、偽華北臨時政府和汪偽政府最高頭目，都判死刑；偽省長以處死刑為原則，偽部長為無期徒刑，偽次長為七至十五年徒刑，偽局長為三至五年徒刑；其他有涉嫌之處而被拘到庭者，原則上一概處以二年半徒刑”。
按這個標準，偽政權並沒有那麼多夠得上判死刑的漢奸。那些數量有限的偽官員處理都這麼難，至於上百萬的偽軍，就更加難以處理了。更何況，蔣介石還準備用這些人打內戰呢！
因為抗戰勝利來得有些突然，國民黨軍還在大後方，準備不足，為了“摘桃子”、打內戰，蔣介石不僅命令偽軍“維持治安”，以阻撓八路軍和新四軍受降，而且廣開收編門路。
於是，大量偽軍搖身一變成了國軍“先遣軍”，更有不少作惡多端的漢奸被委任為“先遣軍司令”。部分偽軍甚至囂張地向我軍挑釁：“我們是國軍的先遣軍，不怕你們！”
內戰開始後，蔣介石連日軍將領都能請回來打解放軍，就更不可能處理偽軍漢奸了。比如很多果粉的偶像張靈甫的74師，在1945年8月抗戰結束後，汪精衛的警衛1師和警衛旅被編入74軍51師（後來的整74師51旅），警衛2師被編入74軍57師（後來的整74師57旅）。
也就是說，在孟良崮被殲的整74師裏，有2個師又1個旅的前偽軍。看來，國民黨捨不得懲治的漢奸，最終還要共產黨來懲治。
在各個抗日根據地，對漢奸是絕不容情的。早在1939年，陝甘寧邊區就頒佈了《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條例規定了18種犯漢奸罪的行為：
1.企圖顛覆國民政府所屬各級政府，陰謀建立傀儡政府；
2.破壞人民抗日運動或抗戰動員；
3.進行各種偵探間諜及一切秘密特務工作；
4.組織及領導土匪進行擾亂活動；
5.施放信號，為敵人顯示轟炸或射擊目標；
6.組織領導軍隊叛變或逃跑；
7.宣傳煽惑人民，組織領導叛亂；
8.謀害黨政軍及人民團體的領袖或其負責人；
9.誘逼人民群眾以供敵人使用，侮辱淩虐或毒害人民生命；
10.拖槍逃跑嘩變投降敵人；
11.藏匿販運及買賣軍火，意圖叛亂；
12.以糧食、軍器資送敵人；
13.破壞交通，妨礙交通運輸；
14.破壞貨幣，擾亂金融財政；
15.捏造或散佈謠言；
16.乘機縱火搶劫；
17.以文字、圖畫、書報宣傳，或以宗教迷信破壞抗戰；
18.有意放縱漢奸分子逃跑，或誣陷別人為漢奸。
從條款來看，《陝甘寧邊區抗戰時期懲治漢奸條例》比國民黨的《懲治漢奸條例》要詳細和具體的多，也給抗日敵後根據地的鋤奸運動提供了指導依據。
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鋤奸運動和正面戰場不同，因為根據地和日偽勢力犬牙交錯，很多漢奸都是本鄉本土人，他們鐵了心地跟我抗日軍民作對，告密、帶路、引鬼子掃蕩。
為了向侵略者主子表忠心，他們比侵略者更殘忍，殺害抗日軍民比鬼子更為積極，即使是匆忙撤離的時候，也要補上一刀、放一把火，殘害無辜的勾當幹起來比鬼子還順手，這一點讓我抗日軍民恨得牙根兒都疼！
194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又作出《關於鋤奸工作組織問題的決定》，全面展開鋤奸活動。不僅摸清滲透進來的漢奸，還安排敵後武工隊“上門除奸”，對於那些有血債的漢奸，一個都不放過，此舉極大地震懾了漢奸勢力。
抗戰勝利後，知道靠國民黨來懲治漢奸不靠譜，敵後根據地也紛紛開始了懲治漢奸運動，和國民黨政府的懲奸活動不同，邊區的懲奸活動具有很明顯的群眾性特徵。
前面說了，很多漢奸都是本鄉本土人，禍害的也都是本鄉本土的百姓，當地群眾往往恨之入骨，所以邊區政府往往是成立由政府、群眾團體、縣參議會、縣警衛團代表共同組織的懲處漢奸委員會，下設法庭，負責審判漢奸。
如熱河人民特別法庭於1946年7月23日公審偽熱河省長孫柏芳、偽民生廳長李葆華、偽警務廳保安科長徐明遮等三大漢奸，當庭判處死刑，押赴昔日敵偽屠殺抗戰軍民的萬人墓前執行槍決。
對於一些民憤極大的漢奸，根據地還會順應民心，將漢奸交給群眾處理。
比如1946年9月，山西洪(洞)、趙(城)、霍(縣)新解放區開展群眾訴苦復仇運動，洪洞解放後每日都有成千的人群聚集至法院門口，請求把漢奸交由群眾民主清算，民主政府允准他們帶回漢奸、特務、偽警備隊長孟親仁、仇金美、張克明等30餘人。
附近各縣民眾亦遠道趕來，要求把各縣份逃匿至洪洞的戰犯帶回，計有臨汾、安澤等縣之石逢通、王臣力、李世臣等40餘名。
這些漢奸罪犯經過公審後，都受到了應有的懲罰。
而很多逃過國民黨審判的小漢奸，在1951年鎮反運動中，也大都被挖了出來，並受到了應有的懲處。
中華民族最重氣節，自古以來即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之說。那些橫眉怒對外敵，雖粉身碎骨不改丹心的英雄受到人們長久的敬仰；而屈身事仇、賣國求榮的漢奸敗類則永遠被人民唾棄。
日寇侵華期間，投敵的漢奸們雖情況各異，原因有別，有些人早年還有過頗為光榮的革命歷史，但是他們昧於民族大義，在關係個人出處的大關節上失腳，結果，“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而懲治漢奸，本來是國之大事，卻被國民黨政府變成了謀取私利的工具，一幫漢奸搖身一變又成了國府棟樑，也讓無數仁人志士寒了心。
也許，國民黨丟掉江山，在抗戰勝利後對大小漢奸網開一面之時，就已經註定了。(作者：蔣校長)
